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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我們把少數幾個被巴爾幹山民孤立起來的地區排除在外，我們可以說：歷史、政治、文化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對第二世界所進行的海陸擴張，已將第一世界的落後部分與進步部分緊密相連。雖然兩個世紀以來，俄國的統治者已不斷推行有系統的西化運動，並且取得對西面邊界顯然比較進步的地區如芬蘭、波羅的海國家和部分波蘭的控制，但是俄國的確是落後的。然而在經濟上，俄國確實又是“西方”的一部分，因為其政府所采取的顯然是西方模式的工業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是殖民開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國境內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口，又為19世紀西方文明增添了榮耀。布科維那，也就是奧匈帝國最偏僻的東北地區（1918年，這個地區成為羅馬尼亞的一部分，而1947年後，又變成烏克蘭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一部分），當時可能還生活在中世紀，但是它的首府澤諾維茲（Czernowitz，Cernovtsi）卻有一所傑出的歐洲大學，而其經過解放和同化的猶太中產階級，則絕不是屬於中世紀。在歐洲的另一端，以當時的任何標準來說，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後的。它實際上是英國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對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兒有什麽經濟潛力。可是，葡萄牙不僅仍舊是歐洲的獨立國家之一，也由於其輝煌的過去而仍舊是一個偉大的殖民帝國。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國，不僅是因為互相競爭的列強無法決定如何瓜分這個帝國，也因為它是“歐洲的一員”，它的屬國不應被視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處女地。

19世紀80年代，歐洲不僅是支配和改變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核心，同時也是世界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歷史上從來沒有比這個世紀更稱得上是歐洲的世紀，即使未來也不可能。從人口上說，歐洲人在19世紀末所占的比例遠高於19世紀初——從每五個人當中便有一個歐洲人上升到每四人當中便有一個。[6] 雖然這個舊大陸將數百萬的人口送到各個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長卻更迅速。雖然單是其工業化的速度和沖擊，已使美洲在未來一定會成為全球經濟的超級強權，可是在當時，歐洲工業的生產額尚超過美洲兩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進展，仍舊主要是來自大西洋的東面。汽車、攝影機和無線電最初都是從歐洲產生發展出來的。（日本在現代世界經濟上是一個起步十分遲緩的國家，不過在世界政治上發展卻較快。）

至於高雅文化方面，白種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舊是完全依靠舊大陸。就以“西方”為模範這一點而言，在非白人社會極少數受過教育的優秀分子中間，這種情形更為明顯。在經濟上，俄國的確無法與美國的迅速成長和財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1881）、托爾斯泰（Tolstoy，1828—1910）、契訶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鮑羅廷（Borodin，1834—1887）和裏姆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國，無疑是個強國，但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國卻不是，甚至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進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遷移到和他氣味較為相投的英國去了。歐洲的文化和知識生活仍舊主要是屬於富有和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他們也適合在這樣的環境和為這樣的環境發揮美化作用。自由主義的貢獻便在於它呼籲將這種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眾都可隨時接觸到。博物館和免費圖書館便是它典型的成績。比較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國文化，一直要到20世紀的大眾文化時代才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在這一期間，即使是與技術進步有密切關聯的各種科學，由諾貝爾獎最初25年得獎人的地理分布判斷，美國不僅落在德國人和英國人之後，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蘭後面。

但是，如果說“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應該被劃入依賴和落後的那一邊，那麽幾乎整個“第二世界”均屬於這樣的地區。在“第二世界”當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統“西化”的日本（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歐裔移民為主的殖民地（1880年時，這樣的歐裔移民主要仍來自西北歐和中歐）不屬於落後世界；當然海外歐裔未能淘汰的原住民又當別論。這種依賴性——或更確切地說，由於這些社會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貿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無法抵抗配備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組織的士兵——使許多在其他方面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社會，同樣成為19世紀歷史創造者的受害人。有一個殘忍的西方才子，用一種一言以蔽之的強橫口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