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2/4頁）

工業技術是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予以強化。在法國大革命後的一個世紀，人們逐漸看出：貧窮落後的國家很容易被擊敗和征服（除非其幅員非常遼闊），因為它們的軍備技術處於劣勢。這是一個新的現象。1798年拿破侖（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裝備相去無幾的法國軍隊和埃及本地軍隊之間的戰鬥。歐洲軍隊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於神奇的武器，而是由於其較大的侵略性、殘忍性和最重要的一點——良好的組織紀律。[4] 可是，在19世紀中葉滲透到戰爭之中的工業革命（比較《資本的年代》第四章），卻借著高性能的炸藥、機槍和蒸汽運輸（見第十三章）更增強了“先進”世界的優勢。因此，由1880—1930年的這半個世紀，將是炮艦外交的黃金時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鐵的時代。

因此，1880年時，我們所面對的不完全是一個單一的世界，而是一個由兩部分所合成的全球體系：一部分是已開發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後的、依附的、貧窮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的說法也很容易導致誤解。第一（較小的）世界，雖然其內部的差異懸殊，卻因歷史的關系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與第一世界的關系——也就是其對第一世界可能或實際的依賴以外，幾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類組成之外，中國與塞內加爾（Senegal）、巴西與新赫布裏底群島（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與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間，又有什麽共同之處呢？第二世界既不因歷史、文化、社會結構而一致，也不因制度，乃至我們今日以為依賴性世界最顯著的特色——大眾的貧窮而一致。因為，以貧富分類的辦法只適用於某種形式的社會，也只適用於某種結構的經濟，而在依賴性世界中，許多地方並不是這樣的社會，也不是這樣的經濟。除了性別以外，歷史上所有的人類社會都包含某些社會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訪問時可以得到西方百萬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幾內亞（New Guinea）的酋長卻無法得到，甚至連想都別想。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當他們離開家園之後往往都變成工人，也就是淪為“貧民”階層，但若以此來認定他們在其故鄉所扮演的角色，就會相當離譜了。無論如何，在當時的世界上仍有許多幸運之地，尤其是在熱帶，那些地方的人們不必擔心吃住或休閑的匱乏。事實上，當時尚有許多小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工作與休閑的概念不但不具意義，甚至也沒有表示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說當時的世界的確存在這兩個部分，那麽它們之間的界線並不分明。這主要是由於主導和經手完成全球經濟——在本書所論時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組國家，因歷史以及經濟發展而具有一致性。這組國家包括歐洲，而且不僅是那些明明白白地構成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核心的地區——主要是在歐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歐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南部區域（自16世紀以來，這些地區已成為窮鄉僻壤），以及最初創建偉大海外帝國的征服者：尤其是亞平寧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它也包括廣大的東部地區，這個區域的基督教國家——也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和後裔—1 000多年來不斷抵禦來自中亞的一波波軍事入侵。其中最後一波入侵締造了偉大的奧斯曼帝國，該帝國曾在16—18世紀控制了東歐龐大地區，不過到19世紀，該帝國已逐漸被逐出。雖然1880年時它仍舊控制橫跨巴爾幹半島的一個不小的地帶（現今希臘、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部分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全部）以及一些島嶼，但是它在歐洲的日子行將結束。許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領土只能在禮貌上被稱作“歐洲”，事實上，巴爾幹半島在當時仍被稱為“近東”，因而，西南亞才會變成所謂的“中東”。另一方面，驅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兩個國家，雖然其人民和領土都付出了備受蹂躪的代價，但它們卻因此而躋身歐洲強權之列：奧匈帝國，以及更重要的俄國。

因此，大部分的“歐洲”充其量也不過是位於資本主義發展和資產階級社會核心區的邊緣。在某些地區，其大多數居民顯然與其當代人和統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紀。比如說，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亞得裏亞海（Adriatic）沿岸地區或布科維那（Bukovina）地區，1880年時，約有88%的居民都沒有讀寫能力，而在同一帝國的另一部分——下奧地利（Lower 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沒有閱讀識字能力。[5] 許多受過教育的奧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樣，認為“亞洲開始於維也納的東行公路處”，而絕大多數的北意大利人視其他意大利人為某種非洲野蠻人，但是在這兩個王國中，落後地區只是其國家的一部分。在俄國，“歐洲或亞洲”的問題比較嚴重，因為除了浮在上層的極少數知識分子外，從白俄羅斯（Byelorussia）和烏克蘭（Ukraine）向東直到太平洋的整個地區，距離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遙遠。這個問題在當時的確是大家熱烈辯論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