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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矛盾無窮無盡,充滿了整個帝國年代。事實上,如本書所記,這個時代的基本模式,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社會和世界,逐漸向其“離奇死亡”邁進。它在到達最高點的時刻死去,成為所有矛盾的最大犧牲者,而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進而產生的。

尤有甚者,這一時期的文化和知識生活,竟充分意識到這個逆轉模式,充分意識到這個世界行將死亡,意識到它們需要另一個世界。然而,真正符合這個時代特征的是,對於即將到來的劇變,人們既早有預期,又始終誤解和不信。世界戰爭即將來臨,但是沒有任何人,甚至最棒的先知,能確切知道它會是什麽樣的戰爭。而當世界真正處於地獄邊緣之際,決策者卻完全不相信他們正在沖向地獄。偉大的新社會主義運動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對他們的多數而言,在某種意義上,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不斷增加的多數自然會淩駕於日漸消減的少數之上。然而,對那些期望真正造反的人而言,它卻是一場戰鬥,這場戰鬥的首要目標便是創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此作為邁向下一階段的必要前奏。因而,革命分子即使想要超越帝國年代,也還得先留在裏面。

在科學和藝術方面,19世紀的正統被推翻,但是從來沒有這麽多新近受過教育的學識之士,更堅信那些在當時甚至連先鋒派都拒絕的事物。如果發達世界的民意測驗家1914年前曾經計算持希望樂觀態度與失望悲觀態度的人數,那麽他將發現持希望樂觀態度的人占了大多數。矛盾的是,他們的比例在新的一個世紀(也就是當西方世界接近1914年時)竟會比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來得更高。當然,這份樂觀不但包括那些相信資本主義未來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它會被廢棄的人。

與其他時期相比,帝國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處在於:在這個時代內部,不存在其他逆轉的歷史模式,或可逐漸破壞其時代基礎的歷史模式。它是一個全然內化的歷史轉型過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續發展。這個漫長的19世紀的特異之處,在於這個世紀將世界變得面目全非的巨大革命力量,竟是倚靠在一種特定的、有其歷史性的脆弱工具之上。正好像世界經濟的轉型,在一段非常重要的短暫時期,是與英國這個中型國家的命運認同一樣。當代世界的發展,也與19世紀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認同。與它有關的構想、價值、假設和制度,它們在資本年代似乎獲得的勝利程度,正顯示出這個勝利在歷史上的短暫性質。

在本書所涵蓋的這段歷史時期,西方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社會與文明,顯然並不代表現代工業世界的永恒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發展的一個階段。支撐20世紀世界經濟的結構,即使當它們還是資本主義形式的時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紀70年代會接受的“私人企業”式經濟結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支配世界革命的記憶,已不復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滲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了解的那種資產階級文化。當時完全掌握世界經濟、思想和軍事主力的大陸,如今已不再是世界經濟、思想和軍事的主力。不管是一般的歷史或特殊的資本主義歷史,都不曾在1914年告終,不過世界的極大部分,都已經通過革命進入一個基本上不同類型的經濟形式。帝國的年代,或列寧所謂的“帝國主義”的年代,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事實上列寧也沒有說它是。他只是在他那本深富影響力的小冊子的初版中,稱它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他死後,帝國主義重被命名為“最高階段”。)可是,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麽觀察家,而且不僅是敵視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家,會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幾十年的歷史,那個他們活過的世界,並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階段。無論如何,它似乎已為一個與過去非常不同的世界做了準備。而自1914年以後,世界果真變得與以往完全不同,雖然它的改變方式與大多數先知所預期或預言的不一樣。我們已不再能回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20世紀晚期對於復興19世紀資本主義精神的呼籲,證明這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自1914年以後,資產階級的世紀已屬於歷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