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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這樣的方式介紹過去是不夠的。帝國年代與現在是否連續的問題無疑仍然十分重要，因為我們的感情仍然直接牽扯在這段歷史之中。不過，從歷史學家的觀點看來，在孤立的情形下，連續和不連續是無足輕重的事。那麽，我們該如何為這個時期定位？過去與現代的關系畢竟是寫史者與讀史者最關心的所在。他們都想要，也應該想要了解過去如何變為現在，他們也都想要了解過去，但主要的阻礙是過去不似現在。

《帝國的年代》雖然可以獨立成冊，但主要是作為“19世紀世界歷史全盤考察系列”的第三冊和最後一冊。這裏所謂的“19世紀”是指“漫長的19世紀”，也就是大約從1776年至1914年。作者最初無意著手這麽一項具有瘋狂野心的計劃。這些年間，我斷斷續續寫成這三冊書，除了第三冊外，其他兩冊最初都不是這三部曲的一部分。它們之所以可以連貫，是因為它們對19世紀有一個統一的看法。由於這個共同看法已能連貫《革命的年代》和《資本的年代》，並且延伸到《帝國的年代》（我希望如此），它當然有助於連貫帝國的年代與其後的年代。

我用以組織19世紀的中軸，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特有的資本主義的勝利和轉型。這三部曲是由富有決定性的“雙元突破”開始的：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法國和美國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資本主義不斷追求經濟增長與全球擴張的帶動下，創造了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制度；後者則在互有關聯的古典政治經濟和功利主義哲學的補充下，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冊——《革命的年代》便是以這種“雙元革命”的概念為主軸。

“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濟十足的信心來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現——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這是第二冊的主題。這一冊涵蓋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蕭條的19世紀70年代。在這段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景和經濟似乎沒有什麽問題，因為它們的實際勝利非常明顯。法國大革命所針對的“舊制度”，其政治阻力已被克服，而這些舊制度本身，看上去也正在接受一個凱歌高奏的資產階級領導權，接受它所代表的經濟、制度和文化進步。在經濟上，原先受限於腹地狹隘所導致的各種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困難，這時已獲克服，這主要得歸功於工業轉型的擴散以及世界市場的大幅度拓展。在社會上，革命年代貧民爆炸性的不滿情緒此時也逐漸平息。簡而言之，持續而無限制的資產階級進步的主要障礙似乎均已鏟除，因而其內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難，一時間似乎還不致引起憂慮。在歐洲，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革命分子，似乎較任何其他時期都少。

可是，資本年代的矛盾卻滲透並支配了帝國的年代。在西方世界，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和平時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個同樣無與倫比的世界戰爭時代。不論它所展現的外貌如何，在發達工業經濟體中，它是一個社會日益穩定的時代。這個時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征服並統治龐大帝國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邊激起反叛和革命的聯合力量，這些力量終將吞噬這個時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籠罩在對全球戰爭的恐懼與事實之下，籠罩在對革命的恐懼（或希望）之下。而這兩種恐懼都是直接根源於帝國年代所表現的歷史形勢。

由工業資本主義所創造，也為工業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工人階級，其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運動已在這期間突然出現，並且要求推翻資本主義。他們是出現在高度繁榮和擴張的經濟中，出現在那些他們擁有最強大勢力的國家中，並出現在資本主義帶給他們的境遇不像以前那麽悲慘的時刻。在這個時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經延伸到（或行將延伸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苦大眾，甚至有史以來第一次涵蓋了婦女。但是這個延伸的代價，卻是迫使其中堅階級（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退守到政權邊緣。因為選舉式的民主政治，亦是自由主義進步不可避免的產物，已在大多數國家掃除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對於資產階級而言，這是一個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機而且必須轉型的時代。他們傳統的道德基礎，正在他們自己所累積的財富、舒適和壓力下崩潰。連它作為一個統治階級的存在，都逐漸受到其經濟制度轉型的危害。為股東共有而且雇傭經理和行政人員的大企業機構或法人，開始取代了擁有和管理其本人企業的真正個人和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