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黃金年代（第6/16頁）

其實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動亂時代困擾著資本主義的噩夢，仿佛都已經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卻無法避免的忽而繁榮、忽而蕭條的周期，那在兩次大戰之間惡魔般撕裂著人類社會的經濟周期，如今均已飄然遠去，只化作一連串輕微波動的痕跡留在人間。這一切，自然都多虧世人的智慧，開始聰穎地運作著總體經濟管理的理論，至少那些如今身為政府智囊的凱恩斯學派專家，對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業，在60年代發達的國度裏，真不知何處去尋。請看歐洲的失業人口，只占勞動力總數的1.5%；日本更僅有1.3%。（Van der W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區的大量失業現象還不曾完全抹去。貧窮？當然，絕大多數人類仍然陷於窮困之中，可是在工業勞動人口的舊心臟地帶，《國際歌》裏的那一段歌詞：“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尚有何意義可言？這些工業重地的勞動工人們，如今人人不久就可購得自己的汽車，每年還有帶薪休假，可以在西班牙的海濱自在逍遙。就算日子難過，不幸陷入經濟難關，不也有那一日比一日慷慨、越發無所不包的國家福利，一手接過他們的各項需要，例如生病、事故、災難，提供在此之前連做夢也難以想象的各種保護，甚至連窮人最恐懼害怕的年老歲月，如今都有福利制度一肩擔當。他們的收入，不但與年俱增，而且幾乎呈自動理所當然的增加。誰說不是呢？難道他們的收入不會永遠地升高下去？生產體系制造提供的種種產品和服務，使得以前視為奢侈的豪華享受，成為每日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消費項目。消費的幅度及廣度，一年比一年更為擴張。從物質的角度而言，人類還有什麽不滿足的呢？人們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將這些幸福國度的子民已然享受的種種好處，擴展至全人類，擴展至那些顯然仍占世上絕大多數的不幸子民。他們至今甚至尚未進入“發展”“現代”的階段呢。

於是，人世間還有什麽問題尚待解決呢？一位極為聰穎傑出的英國社會政治學家，曾在1956年如此說道：

傳統社會學家的思想往往為經濟問題所霸占。這些經濟問題，有的來自資本主義，有的來自貧窮，有的來自大量失業，有的來自汙穢肮臟，有的來自不安定，有的甚至來自整個系統可能面臨的完全崩潰……可是如今資本主義經過大量改革之後，已經全然改觀，再也認不出它的本來面貌了。除去偶發性的小型蕭條之外，以及某些一時的賬務平衡危機，全面就業的目標應該可以達到，至少足以維持住某種可以控制的穩定度。而自動化的推行，相信更可以逐漸穩定並解決目前還存在的生產不足問題。前瞻眺望，若依我們目前的生產率繼續下去，50年之內，我國全國的總產出即可增至目前的3倍。（Crosland，1957，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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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這種異常繁榮，可謂人所未料的經濟增長，我們到底該如何解釋其中發生的原因？更何況在它的前半生裏，這個欣欣向榮的經濟體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毀滅的死亡線上垂死掙紮。這一段長時間的經濟擴張與富強康樂，是跟隨在同樣一段漫長時期的經濟蕭條、無限煩惱的大災難之後而來。此中的循環往復，毋庸我們在此解說。因為自從18世紀末期以來，此類高低往返，長達50年的長周期現象，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調。我們在第二章討論過，在“大災難期”的時候，人們便開始注意到循環的經濟現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卻始終捉摸不清。長周期理論，一般是以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之名傳世。就長期角度而言，黃金時代不啻是康氏長周期上揚的又一例證，正如1850—1873年間維多利亞時期的大景氣——說也奇怪，百年前這個景氣歲月的年份，與百年之後的景氣幾乎完全吻合——以及維多利亞後期暨愛德華時期的另一景氣一般。幾次上揚的時期，其前後也都曾出現過長期的下沉階段。因此，20世紀的黃金時代，不用在這方面另做解釋，我們需要探討的事物，卻是這一次上揚的幅度與深度。因為其中所表現的程度，正好與其之前出現的危機與蕭條恰成對比。

資本主義經濟此番出現的大躍進，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史無前例的社會沖擊，幅度之廣，實在難以找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當然從表面看，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有著很大的空間可資發展，以求趕上堪稱20世紀工業經濟楷模的美國。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既不曾受到戰爭的破壞，也未受戰敗或勝利的絲毫影響，只有那經濟蕭條的大恐慌時期，為它劃下了一道短淺的傷痕。事實上，其他國家的確也全力以赴，有系統地企圖仿效美國。這個全力仿美的過程，加速了經濟發展的腳步。模仿容易創新難，前去適應修正一個已存的科技體系，顯然遠比重起爐灶從頭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擬仿效的基礎，發明創新的能力日後便自然隨之而來，這一點，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急起直追心態提供的動力，並不能全然解釋大躍進的現象，因為在資本主義的核心深處，尚興起了一股重大的機制改革與重組，而在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方面，同樣也掀起了一個極為強大先進的發展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