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藝術（第5/12頁）

先鋒派藝術風格對商業電影的沖擊，更顯示“現代主義”已經深入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它的行動拐彎抹角，仍是經由一般大眾不視為“藝術”的制作生產途徑，最後並依據某些美學價值的先驗標準而判其高下：主要是靠公共宣傳、工業設計、商業平面美術以及日常用品。因此在現代主義大家中，匈牙利裔美籍建築師暨設計師布羅伊爾（Marcel Breuer）著名的管式座椅（tubular char，1925—1929），就同時帶有一股意識風格和美學任務（Giedion，1948，pp.488—495）。可是這把椅子風行現代世界，卻並非以先鋒派宣言的姿態出現，而是它樸素實用的設計——方便搬動並可多把疊放。但是無可否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到20年間，西方世界的都市生活便已布滿了現代主義的印記，甚至在美英兩國，在20年代對現代主義似乎完全不能接受，如今也伏在它的腳下。流線型的風格，從30年代開始——不論適合與否——風靡了全美各項產品的設計，與意大利的未來派應合。起源於1925年“巴黎裝飾藝術大展”（Paris Exposition of Decorative Arts）的“裝飾藝術”（Art Deco），則將現代派的幾何多角線條（angularity）及抽象風格（abstraction）帶入家庭生活。30年代出現的現代出版業平裝本革命企鵝叢書（Penguin Books），也是舉著柴齊休德（Jan Tschichold，1902—1974）的前衛印刷風格的旗號。不過現代主義的攻勢，仍未能直接命中一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謂現代派建築的國際風格，才全面席卷城市景觀。雖然它的主要號手及實行家如格羅皮烏斯、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羅、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等人，早已活躍一時。在此之前，除去某些特例之外，絕大多數的公共建築，包括左派興建的平民住宅計劃在內，都極少展現現代主義的雪泥鴻爪（一般原以為，左派對富於社會意識的新建築，應該表示親近才是）。唯一的影響，只是它們都對建築物的裝飾線條表示極度厭惡而已。20年代工人階級聚居的“紅色”維也納，曾大興土木重建，主其事的建築師大多在建築史上默默無聞，即或小有地位，也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角色。可是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中的次要用品，卻正在現代主義的沖擊下快速改頭換面。

這種現象，有多少是歸功於美術工藝（arts-and-crafts）的流行以及新藝術（art nouveau）的影響，其中先驅型的藝術在其中身先士卒，投入日常用品的制作？有多少是來自蘇聯（構成主義）人士的影響，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刻意為針對大眾生產的設計帶來革命？而又有多少純粹是出於現代主義與現代家庭科技（例如廚房設計）之間的內在契合？這些問題，都得留予藝術史來決定。事實的發展，則是如下：一個為期短暫的機構，主要是為擔任政治和藝術先鋒中心的目的成立，卻為兩代人制定了建築和應用藝術的風格主調。此即包豪斯，也是魏瑪共和國及日後德紹（Dessau）的藝術及設計學校（1919—1933）。這所學校與魏瑪共和國存在時期相近，希特勒奪權之後，納粹主義者將該校解散。與包豪斯有關系的藝術界人士名錄，仿佛是萊茵河至烏拉爾山之間的現代藝術名人錄：計有格羅皮烏斯、密斯·凡德羅、法寧格（Lyonel Feininger）、克利（Paul Klee）、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馬列維奇（Malevich）、利西茨基（El Lissitzky）、莫霍伊·納吉（MoholyNagy）等等。包豪斯的影響所及，不僅及於以上諸位人士，自1921年起，甚至刻意離開舊有的工藝與（先鋒的）美術傳統，轉向實用及工業生產的設計，例如汽車車體（格羅皮烏斯）、飛機座位、廣告平面設計（蘇聯構成主義大家利西茨基的一大嗜好）等等，也受其影響。更別忘了1923年間德國通貨瘋狂大膨脹期間，100萬和200萬馬克大鈔的設計，也得算上一筆。

包豪斯在當時被認為極具顛覆意味，這從它與那些對它缺乏好感的政客之間，素來存在種種不合即可看出。事實上在大災難的時期裏，“嚴肅”藝術始終為這一種或那一類的政治使命所左右。到了1930年，這股風氣甚至影響了英美兩國。前者在當時歐洲革命的風暴之中，仍是一處可以尋得社會及政治穩定的避風港；而後者雖然遠離烽火的戰場，卻距經濟的大蕭條不遠。政治上的使命，當然並不僅限於向左看齊，雖然在對藝術有強烈愛好的人眼裏，尤其當他們依然年少之際，的確很難接受創造性天才竟然不與進步性思想同步同途的事實。然而現實的狀況不然，尤其以文學界為最，極端反動的思想，有時更化為法西斯的實際手段，這種現象在西歐也屢見不鮮。不論是身在國內還是流亡在外，例如英國詩人艾略特和龐德、愛爾蘭詩人葉芝、挪威小說家漢姆生（Kunt Hamsun，1859—1952，漢姆生是納粹的狂熱支持者）、英國小說家勞倫斯，以及法國小說家塞利納（Louis Ferdinand Céline，1884—1961）等等，其實都是這一類文學人士的突出者。不過蘇聯向外流亡的各路人才，卻不可隨便歸入“反動”之流（雖然其中有些人確實如此，或轉變如此）。因為拒絕接受布爾什維克的外移者中，持有的各種政治見解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