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藝術（第3/12頁）

不過歌劇的傳統搭档——芭蕾，卻改頭換面，在偉大的俄國歌劇制作人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的帶動之下，自覺地成為一項先鋒派藝術的媒介，主要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自他的《遊行》（Parade ）一劇於1917年制作上演之後［此劇由畢加索設計，薩蒂（Satie）作曲，科克托（Jean Cocteau）作詞，法國的阿波裏耐（Guillaume Apollinaire）作表演簡介］，由立體派人士如法國畫家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格裏斯（Juan Gris，1887—1927）做舞美設計，由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ey）、法拉（de Falla）、米約（Milhaud）、普朗克（Poulenc）編寫或改作的樂曲等，從此成了“禮儀之必要”“時尚之不可缺”（de rigeur）。與此同時，舞蹈和編舞也隨之換上現代派的風貌。1914年前（至少在英國一地如此），“後期印象派大展”（Post-Impressionist Exhibition）原本備受庸俗大眾鄙夷，斯特拉文斯基所到之地，莫不引起騷動非議。正如現代派畫展於1913年在紐約軍械庫展覽會（Armory Show）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軒然大波一般；但是到了戰後，一般人在“現代派”驚世駭俗的展示之前，卻開始噤然無聲。這是向那已經名譽掃地的戰前世界斷然告別，這是一場經過深思熟慮的文化革命的堅決聲明。先鋒派藝術經由現代芭蕾，徹底利用其獨特的融合手法，將它自身獨特的吸引力，與流行時尚的魅力，以及精英藝術的地位融為一體，再加上新出的《時尚雜志》（Vogue ）的推動，於是先鋒派就破土而出，沖破了一向阻擋它的堤防。20年代，英國文化新聞界一位知名的人士曾寫道，多謝佳吉列夫的制作，“大眾才有機會，正面地欣賞當代最傑出卻也最常被取笑的畫家的設計。他帶給我們不再流淚哭泣的現代音樂，不再引發嘲笑聲的現代繪畫”（Mortimer，1925）。

佳吉列夫的芭蕾，不過是促使先鋒派藝術流傳的媒介之一。而先鋒派本身，也呈多樣化，因國而異。當時的巴黎，雖然繼續壟斷著精英文化，並有1918年後美國自我流放文人和藝術家的湧入，愈發強化其領導地位，例如海明威、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一代，但是傳播西方世界的先鋒派藝術，卻不只一支，因為舊世界不再擁有統一的高級藝術。在歐洲，巴黎正與莫斯科—柏林軸心襲來的風格對抗，一直到斯大林和希特勒解散了蘇德兩國的先鋒派人士並使先鋒派藝術沉默為止。而前哈布斯堡和奧斯曼兩大帝國的殘存之地，人們也各走其藝術之路，在無人在乎它們的文學地位，因語言障礙也無人願意有系統認真譯介的情況之下，與外界長期隔離，直到30年代反法西斯人士向外流亡為止。至於大西洋的沿岸，西班牙語系的詩作雖然繁榮，卻在國際上毫無沖擊力，到1936—1939年間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後，這束繁花才得以向外界顯露。甚至連最不受語言阻隔的藝術，例如形象與聲音，也未取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只要將德國作曲家興德米特（Hindemith）或法國的普朗克（Poulenc）在國內外的聲名比較一下就可知道。英國教育界的藝術愛好者，甚至對兩次大戰之間巴黎派（Ecole de Paris）名氣較小的人物都耳熟能詳，可是對德國最重要的表現主義大家，如諾爾迪（Nolde）、馬爾克（Franz Marc）的大名，卻可能從未聽過。

所有的先鋒派藝術中，恐怕只有兩門藝術，被所有相關國家中為“新款藝術”搖旗呐喊者所一致熱愛：電影與爵士音樂（jazz）。而這兩項藝術，也都是新世界而非舊世界的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電影原被先鋒派莫名地忽略（見《帝國的年代》），卻在戰爭期間開始為其擁戴。從此，先鋒派人士不但得向這項藝術形式本身及其最偉大的代表人物卓別林（Charlie Chaplin）頂禮膜拜（凡有點名氣的現代詩人，幾乎無不向卓別林獻上一作以表敬意）；藝術家本人，也開始投入電影制作，尤以魏瑪共和國和蘇維埃俄國為最，它們真正地獨霸了當地電影的生產制作。於是“藝術電影”的正典精品，於大動亂時期在各地出現，在小眾的電影廟堂之內，接受那群“高品位”的電影愛好者的瞻仰，這類電影主要也是由這一類先鋒派人士創作。例如蘇聯大導演愛森斯坦於1925年攝制的《戰艦波將金號》（Battleship Potemkin ），即被公認為空前傑作。凡是觀賞過這部作品的觀眾，都永遠不會忘記哥薩克兵一路掃射，攻下奧德薩（Odessa）階梯的那一幕。作者即為觀眾之一，曾於30年代在倫敦市中心廣場某家前衛戲院觀賞。有人曾贊揚此片中這個情節為“一切默片的經典，甚至可能是整個電影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六分鐘”（Manvell，1944，pp.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