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藝術（第2/12頁）

至於超現實主義，同樣也排斥現知的一切藝術形式，對於驚世駭俗的表現手法一樣著迷（下文將有描述）。但是比起達達主義，它對社會革命更為積極，因此便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抗議表現了。單看它的發源地是在法國這個凡有流行必有理論的國家，這一點便可想見。事實上我們可以斷言，隨著達達主義在20年代初期的退潮，超現實主義便應運而生。前者因戰爭與革命而孕育，戰爭結束，革命偃旗息鼓，流行便也漸去。後者遂成為新時代的藝術呼聲，“以心理分析暴露的無意識狀態為基礎，重振人類的想象活力，並對魔幻性、偶然性、無理性，以及象征、夢境多有強調注重”（Willett，1978）。

從某一角度來看，這其實是浪漫思想以20世紀的打扮重新粉墨登場（參見《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不過卻較前者帶有更多的荒謬性與趣味。超現實主義不似主流的“現代派”一類，卻如“達達主義”一般，對形式創新沒有多大興趣：不論是無意識地信筆成篇，筆下隨意流出字串，即所謂“自動寫作”（automatic writing），或以19世紀一絲不苟的學者精細風格，如達裏（Salvador Dali，1904—1989）勾勒那只溶化在沙漠中的表，都不是超現實主義者的興趣所在。超現實主義重要的關鍵，在於它承認即興自發式想象（spontaneous imagination）的無窮能力，不受任何理性系統控制，由碎片中產生和諧，從渙散中產生內聚，從全然不合理甚或不可能之中，形成內在的邏輯。比利時畫家馬格裏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的作品《比利牛斯山中的城堡》（Castle in the Pyrenees ），就是以一種風景明信片般的風格仔細繪成。城堡從一塊巨石之巔冒出來，仿佛從中衍生而出一般。只有那塊大石，猶如一個巨蛋，飄浮於海面上的天際之間，也是以同樣細膩的寫實筆法為之。

超現實主義實在是先鋒派藝術門下的一大創新。它的新奇之處，可由它制造驚嚇、難解及尷尬笑聲等種種情緒反應的能力證明，甚至在老一派的先鋒派人士中間也不例外。坦白說，這正是筆者當年，當然是年輕不成熟的眼光，對1936年國際超現實主義倫敦大展（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以及日後一位巴黎友人超現實主義畫家作品的反應（這位朋友堅持以照片般的精確度，用油畫描繪人體內臟，實在令我百思不解）。然而如今回溯往昔，這項運動的成果卻極豐碩，雖然其風行之地主要在法國和深受法國影響的國家，但是它的精神風格，同時也影響了眾多國家的一流詩人，如法國的艾呂雅（Eluard）、阿拉貢（Aragon），西班牙的洛爾卡（García Lorca），東歐以及拉丁美洲有秘魯的瓦利霍（César Vallejo）、智利的聶魯達（Pablo Neruda）。甚至直到多年以後，它仍可在南美大陸特有的“魔幻現實”（magical realist）寫作風格中找到痕跡。超現實主義的圖形與想象，如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馬格裏特（Magritte）、米羅（Joan Miró，1893—1983），甚至包括達裏在內，已經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更為20世紀的中心藝術電影，提供了一片真正沃土，不似已然風流雲散的更早期先鋒派藝術，電影的確受超現實主義惠澤良多，不只是布努艾爾（Luis Buñuel，1900—1983），更包括20世紀最重要的編劇家普維（Jacques Prévert，1900—1977）。而對卡蒂埃布烈松（Herri Cartier-Bresson，1908— ）來說，他的攝影新聞（photojournalism）也同樣欠下超現實主義的恩情。

總的來看，這一切均是高級藝術的先鋒革命，是其發揚光大的極致。這場革命，描繪的對象乃是世界的崩潰，而早在這個世界真正粉碎之前，它就已經出現。在這個變動的時代裏，這場藝術革命共有三件事值得注意：先鋒派藝術成為既定文化的一部分，至少被吸收入日常生活的脈絡之中。尤有甚者，它竟被高度地政治化了，其性質之強烈，比起革命年代以來世界任何高級藝術更甚。然而我們卻也不可忘記，在整個這段時期裏，它卻始終遊離於大眾的趣味之外，即使連西方群眾也不例外——雖然它已日復一日浸入日常的生活領域，只是眾人猶未覺其程度之深罷了。當時，接受它的人數，雖然比1914年前的極少數為多，超現實主義卻仍不是被多數人真正喜愛並自覺欣賞的藝術形式。

然而，雖說先鋒派藝術已成為既定文化的中心部分，卻不意味著它已取代了古典和流行藝術的地位。它的角色，乃是對前者的一種補充，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於文化及其作用具有濃厚的興趣。其實當時國際歌劇舞台上演出的劇目，與帝國時代大同小異，依然是19世紀6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曲家的天下，如德國的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意大利的馬斯卡尼（Mascagni），或更早者如意大利的普西尼（Puccini）和萊翁卡瓦洛（Leoncavallo），捷克的雅那切克（Janacek）等。以上諸人，均屬“現代派”外圍。廣義而言，至今猶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