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第三十二（第4/4頁）

在反右結束時，孫靜軒和雁冀走到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面。他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匯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文革”期間，人們養成了每天“三祝願”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做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著念一句。“首先，讓我們衷心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願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上行下效，某省委領導人要求群眾“三祝願”時還要祝願這位省委大員“比較健康”。

“文革”期間，河南西部山區一個公社中學有一位女學生，英語考試不會答題，便在考卷上寫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一樣為人民。”女學生受到學校領導批評，自殺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後，認為是教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號召打垮“師道尊嚴”，反對“智育第一”。該中學校長和有關老師被捕判刑。

“文革”期間，戴乃叠被關進監獄，她的唯一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後來可以看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監獄還給她發了一枝鉛筆，一個筆記本。她了解到，在美國監獄裏可以學習，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風，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她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裏是……”戴說：“那麽，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說：“你的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

“文革”中，每當毛澤東發表一段講話以後，大家都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之後，回單位認真學習。在一次學習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對，結果導致一片“打倒”的喊聲。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匯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要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嗎？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鉆！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馮友蘭在牛棚裏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麽吃這麽多？”馮答：“我……我吃得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沖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麽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面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

梁效班子分寫作組、研究組，馮友蘭等老教授在研究組（後改名注釋組），主要任務是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在1976年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矛頭指鄧極為明顯，有人意猶未盡，問說：“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說矮小。

1983年，孫大雨與陳巨來相逢於朋友婚宴。孫個子高大，不言不語，陳巨來個子矮小，且極瘦，以尖而細的聲音跟人頻頻交談。他一見孫大雨就說：“大雨兄，長久勿見了，你好哦？你吃了這麽多苦頭，怎麽身體還是這麽好？我是吃勿消，批鬥的時候被他們打呀，我現在只有七十幾斤了。”孫只是默默頷首。陳巨來又問：“我們上次是在哪裏碰頭的？”孫說不清楚，陳突然大叫：“我想起來了，是徐志摩請客吃飯。”滿座為之愕然，蓋因徐死於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