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專訪

《非常道》試圖恢復歷史正義做歷史注腳為大眾閱讀

新京報：《非常道》一書出版之後，很多讀者拿它與《世說新語》做類比。你怎麽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預感到這一點。但它們有很大的不一樣。《世說新語》可以被分類到“文林趣事”，而這本《非常道》，實際上是個折中本，有很多擱在一起很有力量的東西在編輯過程中被刪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報：自《世說新語》以來，各個朝代均有類似作品出現，比如《唐語林》等，為什麽這種體例會流行？

余世存：這和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有關。它只是給你提供材料讓你自己體悟，而不同人對相同的材料會有不同解讀。

新京報：這本書能否歸到歷史類？

余世存：只能分到“經史子集”的“子”或“集”裏。

新京報：為什麽要采用這種歷史碎片的方式來記載歷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寫一本理論著作，搜集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們作為例證，證明我的一個“類人孩”觀念（我認為我和我的同胞鄉親離文明仍然遙遠，我們是無知於權利、權利不得保證、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類人孩）。但我不喜歡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我覺得他們不配看我的著作，所以我寧願做一本歷史注腳，提供給大眾閱讀。而且，我想通過這本書重構一種人性化的歷史觀念。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整理歷史碎片比寫理論專著更簡單些？

余世存：不會。為了這本書我讀了上千本傳記，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傳記。它和自己構架一本書相比，有不同的難度。

新京報：以後你還會不會繼續你的初衷，寫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書？

余世存：有前輩曾經囑咐我應該想辦法讓漢語世界的近現代史寫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為種種原因，我想我以後不會做研究了，會對社會時政評述關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報：那麽，你認為批評家的價值在何處？

余世存：捍衛常識和維護某種正義。我編這本書的時候，覺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義試圖恢復歷史正義。

以人性寫歷史該有不同解讀

新京報：書中資料都是很細節的歷史，它的來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來自公開出版物。編成一本《世說新語》花了幾十年時間，相對舊時文人來說，我占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時間，抄卡片也抄了幾千張。我還記得，無數個夏日，屋子像蒸籠一樣，我整天整天地讀書、抄錄卡片，汗流浹背，常常為一段故事激動得站起來在屋子裏轉圈，又或者為一句話停頓下來流眼淚。

新京報：為什麽每一段話都沒有注明出處？

余世存：我覺得給出處沒有意義。《世說新語》也沒有注明出處。如果都注解出處的話，那它就不是大眾的東西了，而是小圈子內精英的創造過程。

新京報：可是注解有助於給大眾索引。

余世存：其實對現代人來說，重新回到歷史很方便。我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現存的一些中國近現代史都是宏大敘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未來的人也是以人性來寫歷史，而不要搞微小敘事，或者大歷史。

新京報：它們之間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識界還是需要大歷史的。但中國人可能更需要房龍寫的那種娓娓道來的史書。

新京報：在你的概念中，什麽是“史書意義上的好書”？

余世存：應該是建立共同體的最低限度的共識，讓每個讀者建立認同，就是好的史書。錢穆說過，我們對本國歷史應該有溫情和善意。

新京報：書封上寫的是“余世存編”，仿佛它是客觀的整理，但顯然小到每一段的闡釋，大到章節架構都是非常主觀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觀的，它的內核是我的“類人孩”觀念。

新京報：我在這本書中讀到一句話：“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惟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為這是對崔健一種拔高到無限的贊美，後來，看到它所屬的章節是“神傷”，才回過味來。

余世存：是的，其實它是一種極度傷心的憤激之詞，但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崔健的贊美。

新京報：書的並列章節之間應是相互關聯而不兼容的概念，本書章節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類不清晰的問題。

余世存：分類是難受的事。我立了32個條目，或許有人會質疑某段應該放在其他章節，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新京報：作為一本書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題的，這本書有主題嗎？

余世存：主題是歷史人物怎麽捍衛和失去他的人生權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長

新京報：這本書裏既沒有前言也沒有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