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專訪（第2/2頁）

余世存：我對這本書的不太滿意之處是它沒有給出編排理由，還有點粗糙，語言不夠精練，所以我說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還需要磨合。

新京報：你是說你會接受讀者的意見來修改這本書？

余世存：我特別需要讀者給我建議，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練，像匕首一樣，刀刀見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時間來寫一本理論專著，但後來既然決定用歷史碎片式推出來，那我個人再多花時間，能力畢竟有限，還不如早點創作出來，與讀者互動。

新京報：迄今為止得到了什麽反饋？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練習曲”的網友讀完本書後留言說：“《非常道》略顯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長。這段歷史上烈士並非不多，但他們往往舉止失宜，雖英捷勇進，最後卻往往讓人浩嘆而已。全書看完，令人生出不負責任的感嘆：誰為衰世留健筆，動人心事不如無。”我覺得他讀出了我的用心，實在是這段歷史本質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報：你認為這本書的讀者會是怎樣的分布？

余世存：社會青年和大學生。中老年人歷史成見太深，難以指望他們從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

新京報：在你所記錄的這些歷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話，你怎麽評判它們各自的價值？

余世存：從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我常說的一句話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民族和他們的人民，他們的立言沒有給民族轉型提供思想資源或者人生哲學。”

新京報：一般觀點認為上一輩知識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從文明的角度來說，之所以造成中國這麽多年的慘痛還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夠勤奮不夠刻苦，他們是應該為這段歷史負責任的。

新京報：個人的力量畢竟相對弱小，是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了他們的無功。

余世存：人沒有立功不能歸罪於環境。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這個民族。當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歷史中還是不斷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們的總體成就沒有高到推進社會躍進到現代門檻裏去。

新京報：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經歷了動亂的知識分子時，是不是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識分子，我並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裏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灣學者龍應台說她和內地學者吃了幾十頓飯，發現他們很可憐，總在談論孩子、房子、車子，他們沒有知識分子話題。

新京報：在你最近的文章《費孝通：大師的中國榮辱》中說道：“身為五四之子的費孝通先生也有著這種大創造的機運和才華，他也抓住了這種歷史機遇。”

余世存：我也承認環境和機遇對個人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新京報：你曾經說自己：“上大學時，家境不幸以及對自己的懷疑引起的恐懼憂患多於學習的樂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說個人的境遇能夠影響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判斷？

余世存：我內心很分裂，其實我只關心兩個人以內的事。即便是現在我也經常懷疑自己，從人性的角度，絕對應該跟犬儒知識界決裂，但我沒有勇氣。

新京報：你有孤獨感嗎？

余世存：其實恥辱感要大於孤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