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第二十八（第2/3頁）

在延安，張驚秋擔任了一個小組長的職務，終日忙忙碌碌，笑逐言開。有一次，王實味一本正經地對張驚秋說：“張驚秋，我看見你，就想起魯迅說的笑嘻嘻的臉。”張非常氣憤，又覺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後來寫了一首詩《笑》貼在自己的炕頭：我從只能哭的地方來，現在要放聲笑了！這笑聲有人不喜歡，明天我還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長虹很重視培養文學人才。他曾發現了曾克，除寫文章褒獎外，還要去看看曾克。當時曾在私立重慶復旦中學教書。他去了，把一張字條交給校工，在門口等。曾克來到校門口，大聲喊：“哪位是高老師？”他不答應，卻拿出一張報紙交給曾克，正是刊登他寫曾克文章的報紙，報頭上寫著幾個醒目的字：“我約你談一談，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慶的某簽名場合上，他恍惚起來了，記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邊的人說他姓潘。可是，他還是想不起來，並且問“阿裏個潘呀？”

抗戰期間，朱家驊等人決定向蔣介石獻九鼎。銘文由劉起訁於起草，顧頡剛定稿：“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蔣介石知道後，大罵朱家驊：“這是無恥！”“太糊塗，是侮辱我！”“這種做法，不僅給我侮辱，也給黨侮辱，怎樣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判處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麽今天要槍斃我？”

1946年，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放話說：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麽部長都行！章伯鈞說：“就是給我幹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羅隆基則說：“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張愛玲說：“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臟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

20世紀50年代，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沈從文對人說：“啊呀！真了不起呀！那麽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以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仿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20世紀60年代，為了揭露向達鄙視靠馬列做學問的“陰暗心理”，翦伯贊舉例證明說：“北大老教授湯用彤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時，作了個後記，裏面說到自己‘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看了則說：‘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幾遭沒頂之災，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於是來了個“你說什麽我就承認什麽”，甚至加上荒唐的編造，叫做“雙料特務”，這些自然以後都澄清了，他什麽也不是。人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做，這個不善言辭的老實人說：“反正遲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電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重了。到10月國慶，李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便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他的妻子張洛進來看了：“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麽？趕快別寫了。”

周一良著《畢竟是書生》，或有論者以為周無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輩以為周自責太過，承擔了不必承擔、也無法承擔的內疚。據說，周是有勇氣、良心的，他坦然將某位老先生匿名寄來的字條“無恥之尤”壓在玻璃板下。錢文忠以為，“畢竟是書生”不是膽怯的求恕之詞，其中包含著一股極難領略的傲然之氣。對晚輩，周一良只在認為孺子可教時，才會在字幅上鈐上“畢竟是書生”之印，否則只蓋白文名章。

蔣介石死後，錢穆自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唯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吊祭情況，稍遣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