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見第十三（第2/5頁）

1918年4月，新民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起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系”？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孫中山曾說：“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俄國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國和英國在岸上大喊，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孫中山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給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愷，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廷黻對軍閥不滿，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麽好結果？”丁文江責備他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有貢獻。”

張國燾曾和陳獨秀為黨務爭吵。一次，陳獨秀氣憤地對張國燾說：“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這等於雇用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張國燾冷笑說：“我看你雖然不贊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獨秀更生氣了：“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丁文江主張直接幹預、改良政治制度。他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能力。”胡適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談政治的誓言，“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義”演講：“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1923年，蔣百裏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麽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占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眾情緒激昂，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顧維鈞對這一點最有反感。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人的家，哪裏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