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氣第十一

恭親王與慈禧爭辯，慈禧說：“汝事事抗我，汝為誰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後無以應。

1903年，溫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靂埠錫礦做工，多年的苦難煉出了他剛烈的性格。一次，當地技師無理鞭打他，他憤怒地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麽打人？瞧不起弱國國民嗎？”一拳把那個技師打得血流滿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余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上海市第三區黨部對胡適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幹？你為什麽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麽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193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廈門，廈門國民黨領導多向林森告狀，說許春草抗拒黨的領導，以致廈門無法發展黨務，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決問題。林派葉獨醒去請許春草，許問葉：“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麽？”葉說：“大概是為了建築工會的問題，人們向他告狀，子超想和你談談這個問題，總是希望建築工會向黨部登記，接受黨的領導。”許回話說：“獨醒兄，你我無話不談，你回去轉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個東北斷送給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沒聽到你說一聲正確的話，如今我許春草辦一個民眾團體，沒有向黨部登記，你林子超就和我過不去，我決不去見他。至於登記備案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人民反對暴政，沒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記。孫中山先生反對袁世凱，我就沒有聽說他去向袁世凱備過案。”

日本占領北平後，企圖用威脅利誘的手段迫使吳佩孚出山，但遭到吳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采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吳佩孚在招待會上，首先親筆撰寫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犟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接著吳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地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一交涉對象。”吳的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羞惱。

日本侵占華北後，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華北偽政權的建立，以當時住平津的官僚軍閥為其理想人選，他計劃以靳雲鵬、吳佩孚任總統，如兩人同時上台，則分任總統、副總統，而以曹汝霖為總理。經過分頭接洽之後，靳雲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復法統。”曹汝霖與喜多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相識，對參加偽組織的問題，他既不敢公然拒絕，更不敢再給自己加一層罪戾，只用“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等周旋。正在舉棋不定時，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並囑他不必離開北平，因此曹決定不在偽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虛雲上人在昆明辦滇藏佛教分會時，雲南民政長官羅容軒秘訪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數十萬，多對上人供養。羅從上人處證實上人積蓄過百萬，便向上人要錢，虛雲帶羅容軒出房走進大殿，手指菩薩說：“他若開口說給你多少錢，無論多少我都給你！”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元培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