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權後期的戰爭模式（第3/13頁）

按照元宏的設想，魏軍“將臨江水”[15]，再現當年拓跋燾兵至瓜步的一幕。但此時南齊主力崔慧景、裴叔業所部已開到鐘離附近。而且三月將至，春水漸漲，齊軍艦隊已自海口駛入淮河，魏軍主力有被隔絕於淮河南的危險。元宏不甘心在一城未下的情況下撤軍，一時頗有騎虎難下之感。但此時元宏妻兄（亦是妹夫）司徒馮誕病死於軍中，次日元宏便借機宣布班師，結束了第一次南征。在齊軍威脅之下，魏軍主力的撤退極為狼狽，有萬余名士兵被遺留在淮河中心的洲島之上，在向齊軍交納了五百匹戰馬之後，才被允許渡回北岸。[16]

對第一次南征的總結

元宏第一次南征歷時近半年，雖然一度對南齊形成巨大的軍事威脅，最終卻未能取得任何拓地或殲敵戰果，攻南陽的西路軍還有重大傷亡。這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戰前準備不充分，時機選擇不正確。在洛陽新都營建之際，難以進行充分的戰備動員，就匆忙投入了戰事。且戰事開始時已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春季馬上就要來臨，但元宏沒有考慮這些因素。

第二，全線進攻，平均使用兵力，沒有明確的主攻方向和戰略目的。

第三，將帥選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門第和身份觀念嚴重，選擇將帥更多地重視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視軍事經驗。受命指揮中路軍進攻義陽的劉昶是劉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會上從來都是諸王捉弄的玩物，卻被委以方面之任；[17]西路軍將領之一盧淵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沒有任何軍事經驗和戰爭勇氣，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為所動，最終釀成慘敗。[18]

在班師途中，元宏也在總結這次南征的經驗教訓。當北返至黃河石濟津渡口時，老臣高閭迎駕朝見，元宏在談話中對自己的決策進行了辯護：

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雲‘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19]

按元宏的說法，此次南征本是貿然之舉，去年自己並未決心出征，但已經進行了征兵動員，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初到懸瓠時只是想觀察一下前線形勢，但又覺得有戰機，就率主力渡過了淮河。至於未能取得任何戰果，他歸因於戰事開始較晚，因進入春夏季節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個月的時間，戰果應當不止於此。

高閭則認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夠，“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營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爾，庶事草創”，建議暫時放棄對齊戰事。孝文帝暫時沒有接受高閭“良由兵少”的總結，他認為“實亦不少，但未獲耳”[20]。

返回洛陽一年後，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決心再度發起南征。他與李沖等群臣討論上次南征的教訓，就采用了高閭“兵少”的解釋。他說，太和十七年從平城南下時，自己“擁二十萬眾”，兵力充足，但因遷都之決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謂“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21]。這裏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結的兵力。所以他認為，只要征發足夠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對齊戰爭的勝利。

第二次南征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元宏開始籌備第二次南征，並為此進行了充分的動員：

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丁卯，部分六師，以定行留。[22]

冀、定、瀛、相、濟五州都在黃河下遊南北兩岸，是北魏統治腹地，從這裏征發的都是一年期“蕃兵”（參見前文對薛虎子所轄徐州戍兵的分析）。“六師”則是朝廷直轄的禁軍，可見禁軍部分留守洛陽，部分出征。此外參戰的應還有南線邊境戍兵。大致推測，參與出征的禁軍，和邊境原有的駐軍，規模都應在十萬左右。五州軍隊征發和集結都需要一定時間，六月進行征發已經留出了這個提前量。所以到八月，元宏率禁軍離開洛陽，正式開始第二次南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