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權後期的戰爭模式

494—520年代是北魏後期，魏軍與齊梁軍隊的作戰方式已經高度中原化，並逐漸積累在山林、水網地帶的作戰經驗。雖然北魏在“河陰之變”後陷入動蕩和分裂，但繼起的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仍基本繼承了北魏的漢化政治基礎，其模式一直影響到隋的統一。

第一節 孝文帝時期的魏齊戰爭形態

北魏太和三年，南齊建元元年（479年），蕭道成代宋建齊。此舉引起北魏軍隊南侵，雙方在淮河沿線展開了一系列戰事。但此時魏孝文帝年齡尚幼，其祖母馮太後執政，缺乏對外擴張的沖動；蕭道成長期駐防淮南，拉攏邊疆武將形成了新的統治集團，戰鬥力比較強，也使北魏難以在戰場上獲得優勢。所以在南齊初年的一系列戰事中，齊軍保守住了淮河防線，北魏始終未能將邊界推進過淮河。

南齊初年的戰事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即蠻人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南北戰爭當中。邊境蠻人部族生活在淮河上遊兩岸的山林地帶，特別是淮南大別山區及桐柏山區，他們長期受到南朝政權的欺壓，希望獲得外援。隨著460年代北魏占領淮北，南北交界線逐漸靠近蠻人地區。蠻人的上層（多數以桓、田為姓）遂招引魏軍進入這一地區，從而引發南北政權之間的戰事。480年代，在桐柏山北麓的沘陽、舞陰、醴陽地區，魏齊軍隊發生了一系列小規模戰事，齊軍尚保持著對這一地區的控制。

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遷都洛陽，並對南齊政權展開了數次大規模進攻。從孝文帝時期開始，北魏對南朝的戰爭模式實現了“中原化”的完全轉型：兵種上以步兵為主，騎兵為輔；戰術上野戰和攻堅戰、城壘防禦戰並重；後勤補給模式上以後方運輸為主，不再依賴戰場劫掠。只有依靠這種戰爭模式，北方政權才能夠在淮河流域立足，並穩步推進到淮河以南、長江沿岸，最終訓練水軍進行渡江作戰，完成南北統一。這個過程北魏只進行了一半，便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終結，但繼起的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政權，仍是按照這個模式繼續完成統一。

下文主要分析493—528年間（即魏孝文帝後期到世宗、肅宗朝），北魏對南方齊、梁政權的戰爭，側重討論以普遍征兵制為基礎的動員形式在戰爭中的應用，以及這種動員形式與戰場季節、地理等因素的互相影響，並如何使北方軍隊成功進入江淮之間的戰場。

遷都洛陽時的動員規模

太和十七年（493年）夏，孝文帝元宏打破了與南齊持續數年的和平通使狀態，宣稱要對南齊發動討伐。從後來幾個月的進程看，元宏此次實際是準備遷都洛陽，只是為了避免醞釀階段的種種阻力而采取了“南伐”的形式。為了保障大量人員、輜重南遷，北魏在黃河上修建了浮橋，並免除了河南、淮北地區七州的軍糧。[1]由於在到達洛陽之前遷都計劃一直秘不示人，此次“出征”完全按軍事行動進行動員，但詳細的動員數字則有不同記載。《魏書·高祖紀下》：

八月……己醜，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余萬。[2]

但《魏書·天象志》和《北史》記載的數字卻都是“步騎三十余萬”[3]。《資治通鑒》用《北史》之說，但未出“考異”。從現實情況看，以“三十余萬”較為接近真實：在太和二十到二十一年（496—497年）之交，孝文帝從第一次真正南征的戰場返回洛陽，對尚書仆射李沖說起未能成行的太和十七年南征計劃：“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眾，行不出畿甸”[4]。可見493年他離開平城時直接率領的禁軍部隊只有二十萬，這也是北魏禁軍全面動員之後比較合理的規模。那麽，“三十萬”的說法又從何來？可能是北魏全境為此次“南伐”而動員的總兵力。因為北魏步兵最主要來源是河北地區，從來都是直接開赴河南戰區，不會翻越群山趕到平城；與戰區距離最近的河南和青齊地區的軍隊也應當是就近集結待命，不會遠涉到平城。而《北史》為了誇大孝文此次南伐的聲勢，遂將總的動員數字都計入了從平城出發之軍中。至於《魏書》本紀“百余萬”說法的來源，可能是當時檄文、詔書中故意誇大的數字。關於此事雖無直接證據，但有一旁證：孝文帝中途止於洛陽時，關中發生羌人叛亂，原定的西路軍轉而進行平叛作戰，其中盧淵所部“以步騎六千眾，號三萬，徐行而進”[5]，可見兵力誇張了五倍之多。

九月，孝文帝一行進至洛陽後，群臣進行了一番“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的表演，孝文帝便宣布停止南伐，正式遷都。但由於洛陽城郭宮室殘破，需要重新進行建設，遷都各項事務也需要安排，所以此後的一年間，孝文帝一行輾轉於河北、平城和北疆六鎮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為“南伐”進行的戰備當已逐漸撤銷，已動員起來的軍隊也恢復正常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