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權後期的戰爭模式（第2/13頁）

第一次南征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邊部署遷都事務，一邊試圖發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時已用於新都建設，孝文只能從其他地區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務的官員對此不太積極，因為按照常理，北魏政權無力在遷都之際維持大規模戰爭，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誤。禦史台官對元澄等尚書官員提出彈劾，批評其在關西動員不力：

車駕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禦史薛聰、侍禦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6]

出土《高道悅墓志》對此事亦有記載：

荊揚未賓，豹尾翾路，星遣飛驲，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閱集洛陽。而兵使褰違，稽犯軍律，憲省機要，理膺繩究。尚書仆射任城王，地戚人華，寵冠朝右。尚書右丞公孫良，才望沖遠，天心眷遇。皆負氣自高，曲樹私惠。君並禁劾，會□洗咎，由此聲格，遐邇斂屬……[7]

核以墓志，《魏書·高道悅傳》之“秋季”原為“季秋”，即是九月，集結地點是洛陽，正好乘冬季對南齊發起攻勢。此事因牽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結到洛陽的兵員應遠低於預計人數。

經過一年輾轉，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規模的洛陽。此時，南齊宗室蕭鸞剛剛篡奪帝位，齊政局迅速變幻，各種流言蜂起，邊境有傳聞稱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孝文帝有心乘機發動南伐，但負責政務的李沖和元澄二人反對，他們認為新都洛陽正在營建，暫無實力支持大規模戰爭。孝文也承認“襄陽款問，似當是虛”，曹虎未必真會投降，但他仍認為，即使沒有適當的戰機，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8]，即向南方政權及民眾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漢化改革密切相關。所以雖然沒有時間進行充分動員準備，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戰。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軍分為四路，對南齊發起進攻，自西向東依次是：[9]

遠西線：“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攻擊漢中地區；稍後，駐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參與到進攻漢中的戰事。這裏是群山地帶，軍隊行動緩慢，但魏軍還是擊潰了齊軍的數座營壘，開始圍攻南鄭，一直持續到次年夏孝文帝在東線宣布撤軍，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10]和其他幾路魏軍相比，元英這一路戰果最多，但因為地處西陲，對全局戰事影響甚微。

西線：“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負責接應傳說中的曹虎投誠。因為魏、齊邊界距離襄陽尚遠，這路魏軍的任務是先攻占南陽郡。但魏軍將領城陽王鸞、盧淵、李佐、韋珍等互不統屬，盧淵認為軍糧缺乏，難以遠征，遂先圍攻赭陽縣（今河南省葉縣附近）。幾路魏軍作戰消極，頓兵赭陽城下三個多月。當齊援軍即將趕到時，盧淵率先逃命引起潰敗，被齊軍追殺損失慘重。[11]

中線：“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在上遊渡過淮河，試圖攻占義陽城。義陽是南齊司州治所，守軍據城抵抗，魏軍遲遲不能破城。當南齊援軍陸續趕到時，孝文帝的撤軍命令也傳達至此，魏軍遂撤回淮北境內。[12]

東線：“徐州刺史元衍出鐘離”，攻擊淮河中遊南岸的壽陽、鐘離等城，試圖在淮南取得立足點。孝文帝本人則率禁軍駐紮懸瓠城，這裏向西南是義陽戰場，向東南是鐘離（包括壽陽）戰場，便於指揮協調。

對於魏軍攻勢，蕭鸞朝廷的反應和劉宋時期的歷次對魏作戰相似，就是堅壁清野，嚴密防守邊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時緊急增援被圍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線各路都未取得明顯戰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沒攻克，遂親率主力渡過淮河。齊人對孝文親征的感觀見諸《南齊書·魏虜傳》：

宏自率眾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鐵騎為群，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13]

可見魏軍對南方人造成的震懾，主要是其軍馬和力畜的眾多。不過“三十許萬人”的數字也有些誇張，《資治通鑒》在收錄這段內容時，改為了“眾號三十萬”[14]。元宏在壽陽八公山流連賦詩，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這裏兵敗的苻堅。他應當從苻堅的失敗中吸取了一些教訓，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戰場上做孤注一擲的冒險。隨後，元宏主力循淮河東下，與正在圍攻鐘離城的元衍東路軍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