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軍陣的戰術特征與發展歷程

步兵是出現最早、存在時間最長、戰術形式也最穩定的兵種。但可惜的是，中國史書對步兵的具體作戰方式記載極少。明代的王士禎在給戚繼光《紀效新書》作序時曾抱怨：漢武帝南平甌越、北掃匈奴，戰功赫奕，但司馬遷所作《史記》中，居然沒有任何對戰役過程的詳細描寫；各家傳世兵書撰寫者如孫子、吳起、司馬穰苴、韓信、諸葛亮等，又都側重於戰略思想，極少關注兵種構成和戰術運用，也使王士禎感嘆：真正的軍人看了這些書也不能懂，文士能看懂卻也無法用於實戰。[1]這也正是戚繼光將自己的練兵和實戰經驗編寫成《紀效新書》的動機：“紀效”指側重使用效驗，“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新書”則指它的現實性、實用性與以往兵法書都不相同，“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2]。

在戚繼光之前，個別兵法著作中也有對兵種戰術的討論。較早的是戰國兵書《六韜》，但此書對步兵軍陣的討論較少，主要側重車、騎兵的運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與《六韜》相反，幾乎都是討論步兵的編組、訓練和作戰理論，基本未涉及騎兵。本書主要依據《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六韜》和《紀效新書》，結合史書戰例及考古材料，研討中國冷兵器時代的步兵戰術問題。對於中國古代的步兵戰術，現代研究成果也比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成書較早，[3]其主要內容為兵制史，對具體戰術少有論述。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一書，[4]是研究中國古代步兵戰術的開創性專著，下面就在藍書基礎上進行深入討論。

第一節 古代步兵軍陣的隊列特征

關於步兵軍陣隊列密度的討論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認為，春秋時步兵軍陣隊列的特點是：五名士兵為一“伍”，在戰陣中縱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後間距1.8米；相鄰的每個“伍”之間，間距也是1.8米。[5]由此，整個軍陣中每一名士兵與前、後、左、右的士兵之間都是1.8米間距。但藍永蔚先生的這個判斷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於臆測之處，如：

（一）藍認為“伍”在軍陣中是縱向而非橫列，但沒有給出這種推論的依據。

（二）關於每名士兵前後間距1.8米，藍的推論過程是：每個“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種兵器，其中柄最長的是矛和殳，長度為三尋（24尺）；五名士兵從前往後，使用的兵器依次變長，所以第四名士兵應當持三尋長的矛殳（第五名持遠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須能長及最前面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殺”，即幫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戰。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離應是三尋長，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間距離為一尋（1.84米）。但藍關於一個伍的五個士兵必須使用不同兵器的說法，在中國古代文獻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說質疑》反駁了藍永蔚“五兵”說，他根據文獻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對冷兵器的習慣劃分只有長兵（戈矛）、短兵（刀劍）和強弩三種，《周禮·司兵》中的“五兵”只是習慣性泛稱，而將其坐實為五種具體兵器，只是鄭玄等漢代注疏家為求嚴整而強做解釋，且各家說法也不一致。[6]

（三）士兵左右間距，為什麽和前後間距一樣，必須也是1.8米？藍永蔚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為了證明軍陣中士兵之間的距離必須較大，藍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陣，行惟疏”[7]。但《司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陣，行惟疏，戰惟密”[8]，藍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斷章取義以論證自己的觀點，是不足取的。本書認為，冷兵器時代步兵軍陣的特征是隊列嚴密而非疏散。至於軍陣中的隊列具體如何組成，隊列中每名士兵之間的距離多大，史料中缺乏詳細記載，現根據能搜尋到的有限材料進行論證。

在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的牧野之戰，周人共集中了“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9]，《尚書》中的《牧誓》即武王對將士的臨戰演說，現場感很強，可能有真實的史料依據。其開端是：

嗟！我友邦冢君禦事，司徒、司鄧、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10]

武王先歷數自己的部下軍官及同盟軍，要求他們列成臨陣戰鬥隊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爾幹”一句。據經學家注釋，“幹”是盾牌，“比”是連接之意。[11]士兵作戰靠盾牌提供保護，所以盾牌之間要盡量緊密不留縫隙。商紂王有叔名“比幹”[12]，說明這種戰術動作在當時很普遍，並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獨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