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軍陣的戰術特征與發展歷程（第4/17頁）

當雙方參戰的軍隊實力相當，雙方將士都富有作戰經驗，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時，往往出現一時難以“陷陣”的局面，即使隊列某些部分出現動搖、斷裂，也會由後排或預備隊迅速補上。如《紀效新書》交待與敵接戰時的注意事項，在“勝負未分，前力已竭”時，主帥會擊鼓，士兵聞鼓聲後“第二層由前層空內間出，如圖（即鴛鴦陣圖）接應對敵”[27]。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換前排與敵交手作戰。雙方鏖戰一段時間後，會因傷亡、疲憊和心理壓力而撤出接戰狀態。但這種撤退並非不可收拾的潰敗，而是在經歷短暫休整、調整隊列、補充兵員甚至飲食後再度接戰。能夠堅持到最後，保持陣列嚴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後的勝利者。如前述曹操與呂布軍的戰鬥，雙方在一整天中連續作戰，都未發生潰敗，“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顯示了雙方將士極高的軍事素質和組織紀律性。再如東魏、西魏會戰於洛陽城下，“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雙方在大半天內軍陣數十次接戰，退而復整，且其間不止有步兵軍陣的列隊肉搏，還包含著騎兵部隊的縱橫沖殺，雙方從統帥到普通士兵的戰鬥素養和承受的精神壓力，未曾經歷的人（包括當代所謂研究者）都是無法想象的。最終，西魏軍一些部隊間聯絡不暢，對戰局發生誤判而撤退，導致洛陽失守，東魏軍取得勝利。[28]

隊列的移動與軍陣的變化

在實戰中，由數十人的步兵小隊列組成上千、上萬人的大型軍陣，軍陣還要移動接敵及撤退。對於統帥來說，這絕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戚繼光雖是明代人，與本書討論的中古時代相隔較遠，但戚繼光時代的戰爭仍是以冷兵器為主，從中亦可歸納冷兵器戰爭的諸多特點。戚繼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語言描述了編組軍陣的困難：

若萬眾無行伍、營陣，可自何處立？一人入萬眾中，何處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後、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預習之，至入場之內，張呼：“我隊在何處？”李呼：“我隊在何處？”便是呼頭目之名，得其所而從之，萬口喧嘩，可謂軍紀乎？下營之時，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鋒前後之事，可遲立詢問“我分向何隊、合向何隊”乎？[29]

為了解決軍陣的編組指揮問題，冷兵器時代有“旗鼓”指揮體系，即用大眾可見的旗幟、可聽的金鼓規定一整套信號系統，用來對部隊發布進退及變陣指令。這在各家兵書中多有記載，《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和《紀效新書》言之尤詳，秦陵兵馬俑軍陣中也有金鼓等指揮裝備出土，本書暫不討論。但即使有這套相沿已久的指揮體系，以及士兵們經常性的操練，但在一些場合仍難免出現統帥無法將軍隊編組成需要的隊形，以至出現戚繼光描述的那種一團混亂的局面。在西晉太康（280—289年）年間，晉武帝司馬炎一次外出射獵，當傍晚準備返回時，就發生了禁衛士兵無法組成護衛隊形“函”的問題。皇帝在馬車上等待許久，天已經黑下來時，隊列依舊混亂無法成行。都水使者陳勰曾經擔任軍官，熟悉軍令指揮體系，司馬炎命令他臨時指揮編隊，陳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獲得皇帝的嘉獎。可見指揮隊列編組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30]

對於統帥來說，通過旗、鼓命令指揮調度一支龐大的軍隊，是一件復雜的工作。但這種工作的困難之處，恰恰在於要將統帥意圖變成對士兵們的最簡單命令：行、駐、前、後、左、右。戚繼光總結說，士兵大都是愚民，往往連方向都分不清楚，所以對他們只能以前後左右來命令，而不能用東南西北：“凡旗幟，制八方則色雜，而眾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前後左右屬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前後左右，庶為易曉。”他讀《史記》到“孫子教吳王宮嬪戰”一篇不禁感嘆—最簡單的才是最實用的：

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秘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為可惜。[31]

除了旗語和金鼓聲音，個別情況下，統帥也會讓聲音宏亮的部下大喊發令，指揮軍陣。[32]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發布一些稍復雜的指令，有些內容是旗語、金鼓系統無法表達的；但缺點則是容易為敵方獲悉，且對個人依賴較強，所以只能是金鼓旗語的一種補充。

第二節 軍陣的“非理性異動”

信息不暢與群體緊張造成的軍陣異動

在軍陣的隊列中，最前列的士兵視野比較開闊，但大多數在隊列後排的士兵，前後左右都是自己的戰友，視野範圍極為有限。北朝民歌《企喻歌》所唱就是軍陣隊列中士兵的這種感覺：“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