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壇根兒下的日月 王春茂、嚴秀芹口述（第4/8頁）

後來解放以後，在天壇南邊那塊空場，開了一個物資交流會，那一個會就得到教訓了，就說跟外省市訂貨，人家說王麻子刀剪好，跟你訂多少多少，你拿不出來，小手工業都是一家一戶的，出不來那麽多呀，這就得走合作化，你看這就安上機器了，使那電動的錘，咣當咣當，他光坐那兒就行了，那大錘子一下一下，要用人銼，得銼多少個印兒呀。

這一趟街呀，由一巷往東，最不行的是再往北去，那一帶明朝的時候就叫六鋪，它那兒都是一鋪一鋪的，沙子市，山澗口，大坑小坑臭坑，都是什麽呀，都是雞毛店，就是那小店，盡是那要飯的多，盡是要飯的，或者是做什麽的。什麽抽白面兒的，多啦，破被臥。屋子破著呢。就為的是到那兒打通宵。

定：那小店裏住的都是旅客呀還是什麽？

王：什麽旅客呀，就是我說的這些人，每天都住那地方。實在沒錢了就待在街上，在哪兒躺到哪兒了，就倒臥了。

定：那都是因為抽白面兒是吧？

王：多數倒臥是那樣。他連抽連癮嘛。死了就扣個筐。

嚴：光著脊梁，脫下棉襖來，就在外頭太陽地底下就拿開虱子了。到處找，擠，這一天他不幹別的光找虱子，知道虱子嗎？明天一清早起來上那兒趕那頓粥去。

定：你們這一帶還不至於到那份兒上？

王：這邊都是買賣市。都是小手工業。能過。他那些人可能想當初也都不是那樣的，染上毒了，抽白面兒，沒錢了，抽窮了，先偷家裏，然後偷外頭，抽去。多數是不要強的，要強你想辦法你怎麽樣，到果子市遞遞垛也行啊，就是來了貨，來了果子了，先得選，不是裏頭有壞的麽，壞的擱這簸籮裏，這好的擱裏頭，這叫遞垛。完了剩下挑出來爛了的你拿著上馬路邊上賣去，這不就是錢哪。

嚴：賣出錢來就歸你自己了。

王：實在沒錢你到早上菜市撿點菜葉你不是也能糊口嗎。他們那些人，像那打粥啊有的恐怕還許不去呢，他有別的偷偷摸摸的。

定：那時候你們這邊治安好嗎？

王：我們這邊治安沒什麽事。窮家破路誰也不想那個。說這個還是解放前的大前，就是我們小時候，後來怎麽著社會也是發展。

3.我做的這些工作，沒出過什麽差錯

定：說說您自個兒吧。您後來怎麽就上天壇了？

王：怎麽說呀，解放初期的時候我二哥呢，他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孩子多，好多孩子，就上那個甘肅了，不是墾荒，那會兒叫什麽，注342回來又上了紅星農場。我呢，也不行，也不好幹別的，也不願意離開，就還是賣水果什麽的，也不是擺攤，就是賣。後來攤販都得領牌照，我們家就給我領了個牌照，實際上是一家子，就寫我一名兒，就在人民市場擺攤兒，成立一部分一部分的，有挑花市兒，布市兒，雜貨市兒，還有什麽肉市、蔥市、估衣市，賣舊衣裳的。我那時候就在估衣市。那就有規律了，都有定價，不許還價，也不打價，那會兒還講誠信，不許騙人，環境也不錯。

從打1951年吧，鎮壓反革命，就選我當治保委員，結果呢，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學習呀開會呀，整天就忙這個，攤也不行了。後來那邊有一個大院兒，破案的什麽，找過去的什麽罪證吧，挖地找罪證嘛，別人還不能去呀，還得是派出所看你可靠。找上不少人呢，在那兒挖。挖一宿呢，給5毛錢……也不光是為那5毛錢。那會兒顯然生活上就特緊張了。

後來天壇招臨時工，找生活緊張的那些人，我說我也去。還讓我帶了六七個人吧。修大壇墻，整個那一圈兒，那會兒大壇墻都多年了，老往下塌，接不遠兒塌一塊，接不遠兒又塌一塊兒。我們30多人，最後就剩了我和姓周的我們倆人。別人都不幹了。

嚴：累呀，那一塊城磚這麽老厚，這麽長，來回搬它。真夠嗆。

王：搬那大城磚，那老壇墻啊，就跟城墻的構造似的，頂子都是瓦，還有脊，兩邊是城磚，當間兒暄的是土。一捅就連土帶瓦什麽的，全都捅下來，亂七八糟還得清，清理完了，再砌。那會兒光靠我們還不行，還得建築公司啊，從外邊借來的。我就當小工，過去叫壯工，就幹那個，幹了一個月吧，我們倆就都轉正了。

定：別人就都不幹了？

王：別人就沒戲了。我連幹活還帶給人記工，量量活呀，用小黑板兒寫幾個工，寫寫總結，也搞這個。可是實際上還是壯工，不幹活不行啊。一般的是晚上回去弄。這就養成了一個習慣。反正領導越信任越得認真幹，別出岔兒。

我在工程6年，然後到文化票。那會兒凈搞什麽遊園晚會啊，舞會啊，劇場演戲呀，就在神樂署，大殿裏的，院裏的，搞兩場舞會。院子裏頭都墁上水磨石了呢，墁上水磨石就裏外跳。樂隊是兩夥兒，跟陶然亭倒著，一夥兒中樂，一夥兒西樂，在平台上奏樂。這一個禮拜在這兒，一個禮拜在那兒，來回那麽倒。其實陶然亭那個也歸我們管。活動越搞得多，賣票的壓力越大，在棚裏邊賣票，老排大隊，特別是夏天擱電扇都不行，都熱，(別的部門)跟賣票的都有矛盾，老提意見。後來成立文化票務班，我當班長，把票務班也歸我，(讓其他部門)能勞動的話就去義務勞動，幫忙呀什麽的，那時候經常是什麽都講義務勞動。這樣就解決這個矛盾了。後來把巡查也並在我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