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會（第5/11頁）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幹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544至前521年）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幣帛、彝器或玉器，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第五節家庭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無可講述。只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制度的消息：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縱橫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了。在樊籠中的少女只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著：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種婚姻制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會上的隔離。詩人只管歌詠著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築起了。說一件故事為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著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鐘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跟著楚王一路跑。後來楚王復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鐘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鐘建；並且授鐘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裏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後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做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做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仆，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裏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至前700年）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做宣姜。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並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宣公收了宣姜後，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姜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於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幹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第六節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為關系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沖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於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受征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著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爭的主力，那叫做“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據說周朝的制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镈鐘》：“余命汝政於朕三軍”；又“穆和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大約一軍有車一千乘，每乘有甲胃之“士”十人。事實自然與制度有出入。例如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562至前482年）頭等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