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4頁）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做“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裏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領袖學”的範圍。

第五種標準可以叫做“現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愈深則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論。歷史的線索，有斷而復續的，歷史的潮流，有隱而復顯的。隨著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困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跡每因其與現狀的切合而復活於人們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於墨翟、韓非、王莽、王安石，與鐘相是也。

以上的五種標準，除了第四種外，皆是今後寫通史的人所當自覺地，嚴格地，合並采用的。不過它們的應用遠不若它們的列舉的容易。由於第三種標準，對文化價值無深刻的認識的人不宜寫通史。由於第五種標準“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寫通史。再者要輕重的權衡臻於至當，必須熟習整個歷史範圍裏的事實。而就中國歷史而論，這一點決不是個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無論對於任何時代，沒一部中國通史能說最後的話。所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是無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們不可不知有這種限制。

除了“筆削”的標準外，我們寫通史時還有一個同樣根本的問題。經過以上的標準選擇出來的無數史實，並不是自然成一系統的。它們能否完全被組織成一系統？如是可能？這是什麽樣的系統？上面說過，眾史事不是孤立無連的。到底它們間的關系是什麽樣的關系？同時的狀況，歷史的“橫切片”的種種色色，容可以“一個有結構的全體之眾部分的關系”（Relation betwee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的觀念來統馭。但歷史不僅是一時的靜的結構的描寫，並且是變動的記錄。我們能否或如何把各時代各方面重要的變動的事實系統化？我們能否用一個或一些範疇把“動的歷史的繁雜”（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統貫？如其能之，那個或那些範疇是什麽？

我們用來統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範疇。這四個範疇也是過去史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部分使用的。現在要把它們系統地列舉，並闡明它們間的關系。

（甲）因果的範疇。歷史中所謂因果關系乃是特殊的個體與特殊個體間的一種關系。它並不牽涉一條因果律，並不是一條因果律下的一個例子。因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復現的；而歷史的事實，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嚴格地說，是不能復現的。休謨的因果界說不適用於歷史中所謂因果關系。

（乙）發展的範疇。就人類史而言，因果的關系是一個組織體對於另一個組織體的動作，或一個組織體對其自然環境的動作，或自然環境對一個組織體的運用（Action）或一個組織中諸部分或諸方面的交互動作（Interaction）。而發展則是一個組織體基於內部的推動力而非由外鑠的變化。故此二範疇是並行不悖的。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範疇。

（1）定向的發展（Teleogical Development）。所謂定向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其諸階段互相適應，而循一定的方向，趨一定鵠的者。這鵠的不必是預先存想的目標，也許是被趨赴於不知不覺中的。這鵠的也許不是單純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發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所謂演化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在其所經眾階段中，任何兩個連接的階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階段與其“將畢”的階段則劇殊。其“作始”簡而每下愈繁者謂之進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簡者謂之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