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社會革命（第2/2頁）

18世紀後半葉，既是一個對知識與政治的產生懷疑的時代，同時也是更加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思想取代舊有的經濟觀念的時代。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前幾年，路易十六的屢遭挫折的財政大臣蒂爾戈曾宣告過“自由經濟”的新理論。蒂爾戈所生活的國家，有太多的規章制度、太多的繁文縟節、太多的官員試圖推行太多的法律。“取消官方的特權”，蒂爾戈寫道，“讓人民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那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不久之後，他著名的“自由經濟”理論成為團結經濟學家們的著名戰鬥口號。

在同時期的英國，亞當·斯密正在撰寫他的巨著《國富論》，再次為“自由”和“貿易的天然權利”大聲疾呼。30年後，當拿破侖政府倒台，歐洲的反動勢力欣然聚首維也納時，那個在政治上被拒絕賦予人民的“自由”，卻在工業生活中強加在他們身上。

我在這一章開頭就已經談到過，事實證明，機器的普遍使用對國家大有幫助，大大增加了社會財富。機器甚至使英國憑一己之力就能承擔拿破侖戰爭的所有費用。資本家（那些出錢購買機器的人們）賺取了巨額利潤。他們的野心不斷膨脹，開始想插手政治。他們試圖與那些仍然控制著大多數歐洲政府的土地貴族們一決雌雄。

在英國，議會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選舉議員，大批新興的工業城市在議會中竟然連代表都沒有。1832年，資本家極力促成修正法案，對選舉制度做了修改，使工廠主階級獲得了對立法機構的更大影響力。但是，此舉也引發了成百萬工人的強烈不滿，因為他們在政府中沒有哪怕一點點的發言權。工人們發動了爭取選舉權的運動。他們將自己的要求正式寫在文件上，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人民憲章》。有關這份憲章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一直持續到1848年歐洲革命的爆發。由於害怕爆發一場新的激進勢力或流血革命，英國政府委任年逾八旬的威靈頓公爵為軍隊指揮官，並開始征召志願軍。倫敦已經被四面包圍，為鎮壓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了準備。

但是，憲章運動因其領導不力而自行夭折了，暴力事件並沒有發生。新興的富裕工廠主階級（我不喜歡“資產階級”這個詞，因為它已經成為鼓吹社會新秩序的信徒們的陳詞濫調）逐漸控制了政府的權力，大城市的工業生活環境繼續蠶食著廣大的牧場和麥地，將它們變為悲慘的貧民窟。正是這些貧民窟，在歐洲城市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