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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長夫人馬上轉身迎上去：“喬穆，你出來幹什麽？快進去接著練琴。”

　　那個叫喬穆的小男孩十分聽話地轉身回房了。他只在秦昭昭面前露了一下面就又隱入房內。多年以後，秦昭昭在語文課本上學到“驚鴻一瞥”這個詞時，情不自禁地就聯想起當年初見喬穆的那一眼。

　　那天秦昭昭是被喬廠長夫人送回家去的。她在廠長家鬧的笑話被父母知道後，媽媽嘆氣，爸爸臉憋得通紅。她很害怕，以為爸爸這次一定會打她打得更重。結果爸爸卻沒有打她，翻箱倒櫃找出一支他當兵時買的口琴吹給她聽。

　　“昭昭，口琴的聲音也很好聽的。咱們不學電子琴，爸爸教你吹口琴好不好？”

　　秦昭昭的電子琴沒學成，跟爸爸學起了吹口琴。她覺得口琴的聲音沒有電子琴好聽，但既然學不了電子琴，口琴好歹也是琴，有一種沾了邊的安慰感。

　　去過喬穆家後，秦昭昭再上托兒所時，有了一個想不通的問題：“媽媽，喬穆為什麽不上托兒所？”

　　廠托兒所裏，全是年紀與她相仿的小男孩小女孩。那天看到喬穆，他應該和她差不多大，可他為什麽不要上托兒所呢？

　　秦媽媽告訴她：“喬穆他不上咱們廠裏的托兒所，他在上市裏的實驗幼兒園。”

　　“什麽是實驗幼兒園？”

　　實驗幼兒園，是當時市裏條件最好的幼兒園。一來收費較貴；二來路途遙遠接送不方便，普通職工耗不起那個時間金錢把孩子送去那，基本上都首選設備簡陋的廠辦托兒所。長機地區這一帶，只有少數幾戶條件較好的人家才會送孩子去城裏上幼兒園。秦媽媽不知怎麽對女兒解釋，只能含糊帶過：“實驗幼兒園，就是更大一點的托兒所。”

　　“媽媽，我也想去上實驗幼兒園。”

　　秦媽媽嘆口氣：“昭昭，你不要什麽都想好不好？你學不了電子琴，你也上不了實驗幼兒園。”

　　“為什麽？”

　　秦媽媽沒有告訴女兒為什麽，只是摸著她的頭再次嘆了一口氣。

　　漸漸長大後，秦昭昭才漸漸明白答案。人或許不分階級，但卻有階層差別，這種差別最明顯的區分就表現在身份地位和經濟條件上。喬穆和她，就是兩個不同階層的人，所以他能學電子琴，她只能學口琴；他能上實驗幼兒園，她只能上廠辦托兒所。

　　但在當時，秦昭昭不能理解這些，她只是感覺到喬穆和她、以及她經常一起玩的那些小夥伴們不一樣，特別特別的不一樣。

　　她從沒見過他出來玩，男孩子們在馬路上三五成群地拍畫片、打彈球，滾鐵環、飛竹蜻蜓……當中從不曾出現過他的身影，至於上樹掏鳥下河摸魚就更不用說了。她覺得好奇怪，他難道都不出來玩的嗎？

　　喬穆是秦昭昭所見到的第一個不愛玩的小男孩。她這才知道為什麽以前從沒見過他，他住在房門一關就自成一統的樓房裏，又老不出來玩，整天關在屋子裏別人怎麽會認識他呢？

　　後來秦昭昭才知道，喬穆每天早晨被他媽媽送去實驗幼兒園，下午接出園後還要去學電子琴，總要晚上才會回家。然後吃飯，洗澡，再練練琴就差不多要睡覺了。他根本沒有出來玩的時間，而他媽媽也不允許他出來跟其他孩子們玩。不練琴的時候，他也是呆在家裏跟著媽媽學生字，背古詩。

　　喬穆的媽媽穆蘭不是本地人，她是七十年代初來江西農村插隊的上海知青。這位上海女子的祖父據說解放前在上海是位殷實商人，解放後被打成了資本家，各類運動中帶累全家人跟著吃了不少苦頭。比如上山下鄉運動中，作為資本家的後代，穆家的一對兒女本來按政策可以留一個在父母身邊都沒留成。街道辦事處的人天天找上門來，說得好聽是動員，說得不好聽就是要趕你下農村，理由是資本家的孫子孫女更應該要去接受農民階級的再教育與鍛煉。於是穆家父母不得已揮淚送別兩個孩子，穆蘭來了江西，她弟弟穆松去了雲南。

　　穆蘭在農村插隊三年後招工進了長城機械廠，不用紮根農村一輩子。對於她幸運的招工進城，有人背地裏說沒準是跟村幹部睡了覺才換來的。當然究竟是與不是，誰也沒有真憑實據。而且這個上海女子身上有那麽一種說不出來的含蓄的氣派，那氣派讓人不敢在她面前亂嚼舌頭。她的容貌也說不上多麽漂亮，但和廠裏一幫女工們站在一起，人們一眼就能把她挑出來。對此，長機廠的人只能定論為：“人家到底是大城市來的，就是顯得跟咱們小地方的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