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偽證的最高境界（第2/3頁）

可白紙黑字的條約，最後總是要表決的，這怎麽秘密得了呢？

有辦法。

就是利用參議員們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們拿到反導條約和中導條約上那一大串技術參數，壓根兒不知道限制的東西究竟是幹什麽的、被鼓勵的東西又是幹什麽的。

在文科生眼裏，所有參數的彈道導彈和反導彈系統，好像都長一個樣子的嘛！應該也是一種用途的吧？限制其中一種、鼓勵另外一種，到底意味著什麽呀？好像沒差啊！

這時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員，以及從五角大樓請來聽證的彈道導彈部隊技術將領，就負責接受參議員們的質詢、幫他們答疑了。

他們可以在答疑的時候，把這些技術細節糊弄過去。

關鍵就在於這個“解讀”。

然後管理好媒體，別讓懂行的人在簽約期限內曝光出解讀文章，就沒事了。

（這時候最怕的就是外國某個期刊上，比如《外交評論》，殺出個顧驁之類的人，寫一篇深度解讀論文、送到反對档智庫那裏，樂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這樣的機會，那麽別客氣。寫完文章後，要麽美國人的某個基金會，會拿著上千萬美金來堵你嘴；要麽某個CIA的特工，會想盡辦法幹掉你滅口，風險與機遇並存。）

基辛格72年的時候，就是這麽把反導條約的事兒瞞天過海辦成的。

捋完這一串脈絡，顧驁豁然得到了一點啟發：

現實政治中，想靠強行突破憲法規定的表決階段只能投票、不能修改這個鐵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憲法這麽規定，就是為了分權，確保立法的人只管立法、行政的人只管行政、執法的人只管執法。

這是三權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關美國國體，萬萬不可能被動搖。

否則允許“折衷”的話，就相當於允許行政官員國務卿、在國會立法的時候提供慫恿性意見乃至誤導了。

這就好比在任何兩審終審制的國家，訴訟法都會規定“二審發現一審價值判斷和法律適用錯誤，可以直接改判。而發現事實認定不清、或者有必須采納的新證據的，應當發回重審”。

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瞞著重要證據、到二審再拿來證據偷襲，不給對方準備時間和想明白後“再來一次”的機會，直接蒙混過關一錘定音。

你國務卿和總統要臨場修改，早幹嘛去了？就是不讓你現場改，不讓你趁著議員們腦子還糊塗的時候蒙過去。一定要打回去，讓議員們充分讀完，腦子冷靜了，再表決一次。

而國務卿幹的就是那種“你們聽我解釋，我沒改，其實我沒想改，我就是怕你們看不懂，現在在給你解釋，這是解釋，不是改”。

就這樣偷偷地進村，放槍滴不要，看誰腦子更陰損奸毒，腦子保持長時間清醒的能力更強，最後把對方給忽悠騙過。

八年前基辛格是幹得不錯的，他在最後應對內敵的時候履險如夷忽悠瘸了20幾個提問參議員，沒讓他們看出來反導條約的“幫小弟扛仇恨”屬性，蒙過關了，等他們後來發現法國人來投靠，才回過味兒來，大勢已去，條約早就生效了。

不過這種被陰的不爽經歷，多多少少也為民豬档議員們後來狂懟尼克松下台積蓄了不少“怒氣槽”，這是後話了。

到上述為止，顧驁算是弄清了“這個病人這一次來醫院之前，已經自己吃過哪些藥”了。

……

後面，是“開新藥”。

理論是理論，騙人實踐是騙人實踐。

實際執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對秘約進行“折衷/實質性修改”，還是僅僅提供“答疑/解釋”，遠比法理的玄學推演更難判斷。

理論上，所有涉及“事實判斷”的東西，都是不容更該的，涉及“價值判斷”的東西，是可以解釋的。

但什麽才算“事實”、什麽才算“價值”？真正頂級的國際法老陰嗶，絕對可以把參議員都繞暈，更別說普通民眾了。

舉個不太恰當、但有助於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會立的，這沒有疑問。但最高司法機關可以出“司法解釋”啊。“解釋”的時候還有多大操作空間，學過法的人自己心裏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護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實質性修改’偽裝成‘非實質性修改’，甚至把‘修改’偽裝成‘澄清/解釋’，夾帶著通過參議院質詢。”

總結到這一步，顧驁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經寫滿了整整十幾頁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張，內心收獲頗豐。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徹，他越是發現自己是真心不想學這種技能。

因為對他一輩子都沒用。

他只是來美國進修一下，不是給美國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