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導讀韓松的『鬼魅中國』

飛氘

生於1965年，畢業於武漢大學英文系、新聞系的新華社記者韓松，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著獨具特色的科幻寫作，其文風詭異，內容荒誕陰暗、血腥暴力，令很多讀者困惑不解，甚至被斥為故弄玄虛和令人反胃，卻也使一批評論者歡欣鼓舞，視之為中國科幻的全新高度。後者以北師大教授吳巖的評價為代表：“他的小說幾乎將科幻文學所有預設的內容規則全部顛覆，在尋找科幻文學本土化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雖然其長篇代表作《紅色海洋》（2004）早已被稱為“20年內中國最優秀的科幻文學作品”，但韓松自己卻一直很謙虛地說：“很慚愧，我與優秀的科幻作家相比確實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在努力向他們學習。但不爭氣地說，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一些人看就行了，自己寫著還高興就可以了。”而直觀上，他那些陰森神秘的故事更像是不可思議的鬼故事。實際上，韓松本人確實對“鬼”很感興趣，他曾和一位記者到雲南陸良調查當地的鬧鬼現象，最後寫了一本非虛構作品《鬼的現場調查》（2002）。而在虛構作品中，他則構築出一個妖氣彌漫、荒誕可怖的鬼域——我暫且稱之為“鬼魅中國”——這裏充斥的不是蒲松齡筆下的古典鬼，而是科技時代的現代鬼。吊詭的是，古代的兇神惡鬼到了高唱“科學”與“民主”的現代社會，不但沒有消亡，反而與現代科技和統治技術聯姻，進化成新的樣子。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鬼魅中國”，韓松並沒有一次性給予完整的呈現，而是通過幾十年的零散化寫作，給予了碎片式的浮現。正如剝離掉日記、書信、大量斷章速寫文字的卡夫卡也就不能成其為卡夫卡，要真正理解韓松的寫作，理解吳巖所說的“科幻文學本土化”，也必須把韓松的新聞寫作、隨筆、博客文章、詩歌、微博和他的虛構類作品作為一種整體來把握。

熱切的啟蒙者

按照著名學者陳平原和錢理群等人的看法，20世紀中國文學是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其中又有兩個分主題，一個是沿著否定的方向，在文學中實施“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抨擊由長期封建統治造成的愚昧、落後、怯懦、麻木、自私、保守等民族劣根性。另一個是沿著肯定的方向，以滿腔的熱忱挖掘“中國人的脊梁”，呼喚一代新人的出現，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來作為全社會效法的楷模。

與“五四”之後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正統”的現實主義相比，科幻小說在中國一直未成為“主流”。盡管如此，當科幻小說在20世紀初被梁啟超、魯迅等謀求民族富強的文化先驅者引入中國後，已注定要與其他現代中國文學一起，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擔負起開啟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文化批判與夢想復興這兩大主題，在中國科幻中獲得了獨特的表達。一方面，科幻小說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現實的視角，呈現出那些被認為不證自明因而熟視無睹的事物之荒謬，委婉地呈現出古典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過程中的諸多弊端。另一方面，通過具體而直觀地展示出一幅幅富於魅力的、令人憧憬的未來中國圖景，科幻又可以給處於現實困頓中的國民以希望，強化他們對未來的信念，感召他們以實際行動去築造一個進步的、強盛的新中國。

當劉慈欣以崇高壯美的未來形象來激發讀者對真理的熱情、對人類進取的期待時，韓松則繼承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文化批判與啟蒙傳統。那場旨在探索強國之路的思想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視其為對個性的壓抑，是人走向現代性個體的束縛。在《狂人日記》裏，魯迅借一個精神錯亂的“狂人”之口，斥責中國歷史在表面的“仁義道德”背後，寫滿了“吃人”二字。因此，要在民族競爭的時代裏謀得生存，必須要實現文化的革新，培育出新的、健全的個體——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在日本學醫的青年魯迅放棄了成為醫生的職業理想，轉而投身文學事業，決心醫治國民病態的“心”。但是，經過幾千年穩定下來的文化，有著強大的慣性和廣闊的生存空間，像一個染缸，能把任何變革的努力都改造、同化或變形成為一種似是而非的無害存在，結果以進步之名所做的變革，最後淪為了歷史輪回的犧牲品。

新中國成立後，人們一度沉浸在朝著共產主義飛速進化的光明圖景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則服從社會主義建設和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對正面人物的頌揚和適度的社會批判為主要內容。但以“文革”為頂峰的改造運動反而把沉澱下去的人性黑暗攪動起來，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殘酷的理論批判和身體傷害，乃至不同革命派系的激烈武裝鬥爭，成為部分人公報私仇和奪取權力的工具，不堪忍受身心羞辱的人則通過自殺來獲得解脫並實現控訴，這些濃重的陰影成為後來的歷史繼承者揮之不去的沉重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