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4/6頁）

我叫了德國佬幾聲，他沒有反應。他的體溫讀數是九十九度（華氏），呼吸、心跳和腦電波的讀數為零。看上去很糟糕，但是也有可能死的是他的動力服，而不是他本人。我就是這麽想的，完全沒有意識到如果是動力服的問題，那麽體溫的讀數也應該為零。不管怎樣，我取下自己皮帶上的開罐扳手，動手把他從動力服裏拉出來，同時注意觀察著四周的動靜。

就在這時，我的頭盔裏傳來全員命令，我這輩子再也不想聽到類似命令了。“撤退！返回基地！返回基地！救起傷員並返回基地！趕往你能聽到的任何回收信號發射地。六分鐘！全體人員，快逃，帶上你們的戰友。趕往任何信號發射地，返回基地！撤退——”

我加快了動作。

把德國佬從動力服中拽出來時，他的頭掉了下來。我把他一扔，拔腿就跑。在以後的空降戰鬥中，我會理智到帶上他的彈藥，但是現在我滿腦子亂成一鍋粥，無法思考。我只是從那兒跳開，奔向集合地點，那個我們剛才想搶上去救援的強固支撐點。

那地方已經撤了，我感到茫然若失……茫然若失加上被拋棄的感覺。隨後我聽到了召回信號，不是那首我應該聽到的《揚基歌》（從福吉谷號下來的回收船以這首歌為信號），而是調子我不熟悉的《甜樹林》。不管那麽多了，它也是個信號。我向它奔去，慷慨地揮霍著最後剩下的跳躍液，搶在他們正要起飛時趕到，沒過多久便進了沃察克號。當時我受的刺激太大了，連自己的序列號都想不起來。

有人稱這場戰役為一次“戰略上的勝利”——我去過戰場，我要說的是，我們被打得很慘。

六個星期之後（感覺像過了六十年），在大本營的艦隊基地，我登上了羅傑·揚號，向船上的傑拉爾軍士長報到。我的左耳已經穿了個洞，上面掛著個破碎的頭顱，頭顱底下是一根骨頭。艾爾·吉金斯和我一塊兒，也戴著個一模一樣的耳環（小貓沒能及時彈射出來）。活下來的不多幾個野貓被分散到整個艦隊。福吉谷和伊珀爾號相撞時，我們損失了大約一半兄弟；地面上的慘烈混戰又使傷亡數字上升了80％。大人物們認為我們這個戰鬥單位已經無法僅憑生還者重建了，於是暫時取消它的番號，把記錄收在档案館裏，直到傷痕痊愈時再重建K連（野貓），補充新面孔，保持老傳統。

再說，其他單位也出現了許多空缺，急需填補。

傑拉爾軍士長熱忱地歡迎了我們，跟我們說我們加入了一支聰明的隊伍，“全艦隊最棒的”，飛船也是最好的。他好像沒注意到我們的骷髏耳環。那天晚些時候，他帶我們去見中尉。中尉溫和地微笑著，像個父親似的和我們聊了一會兒。我發現艾爾·吉金斯沒戴骷髏耳環。我也沒戴。我注意到拉薩克的硬漢子當中沒人戴這玩意兒。

他們不戴骷髏耳環的原因是：拉薩克的硬漢子們完全不在乎你參加過多少次空降作戰，你參加過哪一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麽是條硬漢子，要麽不是一如果你不是，管你是個什麽人，他們才懶得理你呢。我們是以參加過戰鬥的老兵而不是新兵的身份加入他們的，所以他們熱情地接納了我們，只是有點過分客氣，像接待客人，還沒把我們當成一家人。

但是，不到一個星期，我們就和他們一起參加了空降作戰。之後便成了完完全全的拉薩克的硬漢子，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用昵稱互相稱呼，偶爾會挨一頓教訓，但雙方都不會感到受了冒犯，覺得對方沒把自己當親兄弟。我們能提出建議，聽取別人的建議，在各種討論上自由發表自己愚蠢的意見，也能無拘無束地評論別人的意見。沒有任務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直呼士官的名字。當然，傑拉爾軍士長總有任務，除非在廁所裏碰到他，這時候你就可以稱他“果凍”，而他則會一臉高階軍銜在硬漢子當中沒什麽特別之處的樣子。

但是，中尉總是被稱為“中尉”——從來不會被稱為“拉薩克先生”，大家甚至不叫他“拉薩克中尉”。只是“中尉”，無論當面還是跟第三者談起。這兒沒有上帝，但中尉和傑拉爾軍士長卻是他的使徒。果凍說“不”的時候，至少對下級軍士來說可能還有商量的余地；但如果他說“中尉不希望這樣”，那就是權威，這件事永遠不會再提。沒有人會去查個明白，看中尉到底是希望這樣還是不希望。這件事就這麽定了。

中尉是我們的父親，他愛我們，寵我們，但在船上時他總是離我們很遠，在地面也一樣，除非我們通過空降到達地面。空降時——你不會認為軍官有能力照顧到分散在上百平方英裏土地上全排的每一個人吧。但他就是有這個能力。他為每個人操心，把自己累得要死。我說不出他怎麽追蹤我們中的每個人，但是一片混亂之中，指揮線路中總能聽到他音樂般的聲音：“約翰遜！注意六班！史密斯有麻煩。”中尉能比史密斯的班長更早發現問題。要是你肯拿這個跟我打賭，我準能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