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劉易斯小傳（第3/6頁）

老友倒在戰場上，未死者托爾金的創造因此帶有某種救贖的色彩，他帶著創痛和使命感，痛悼失去的“烏有鄉”，要以神話故事，從野蠻的戰爭噩夢中挽救信仰。

因此，劉易斯將神話僅僅看做故事，而托爾金則認為，眾口相傳的神話，表達的都是上帝的真理。

兩位朋友一周至少見三次面，托爾金的諄諄勸說，對劉易斯終於產生了一生中最偉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比戰場上橫飛的槍彈更為有力。三十一歲時，牛津大學研究員劉易斯承認了上帝是存在的，事隔約二十年後，他開始重新禱告。

兩年後，劉易斯和托爾金關於信仰有了一次長談，其中還有一人是“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朋友亨利·維克多·戴森，他們在阿狄森小徑上漫步聊天，這很可能是劉易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漫步。第二天，劉易斯和他的哥哥華倫開摩托去動物園，就在路上，劉易斯終於開悟，成為基督教徒。日後在《黑暗之劫》中，劉易斯對主人公珍頓悟皈依的描寫，可以看做他自己的寫照。“……她一生中所經歷的這件最大的事，一瞬間，就在她心裏紮下了根。她握緊手掌，除了記憶一無所有。”

在摩托車上遐想是很危險的，四年後，“阿拉伯的勞倫斯”就死於摩托車事故。

這個瞬間，永久影響了劉易斯的一生，直到死去，他的寫作，從此都離不開信仰和勇氣的主題，不管是在奇妙的納尼亞王國，還是在汪洋大海的金星上。這個體驗之傳奇，也許只有中國的禪僧在頓悟時才可比擬。東亞人和西方人對信仰的觀點有著本質的不同，西方人從有神論出發，投身無神論；東亞人則從儒家的無神論出發，皈依有神論或虛無主義。

《黑暗之劫》的讀者可能會對其中場景的簡單感到吃驚：一切都圍繞著學院、會議室和爐火、酒吧。是的，這就是戰後劉易斯的生活。這個時代，他只出版了幾本關於英國文學和中世紀的小冊子。他在給兒時好友的信中寫道：“從十六歲開始，我就立志（成為作家）。我堅持不懈，為之付出了每一分力氣，並將所有希望寄托其中。而現在我已經明白：毫無疑問，我失敗了。”

1933年開始，吃炭者俱樂部被因克林（Inkling）俱樂部取代，成員包括托爾金、劉易斯和幾個朋友，每周三晚上聚會，並朗誦自己的作品。英國人可能是最心愛俱樂部的民族。俱樂部要求成員必須要健談，樂於寫作，而且必須要善飲，還必須是男性。這個團體可能對女性有輕蔑態度。

劉易斯神往地描繪那些朗誦作品的慵懶早晨。他們窩在沙發裏，隨便拿起什麽廢紙就開始寫作，然後朗誦。

正是在這個聚會上，劉易斯和托爾金朗誦了《納尼亞傳奇》和《魔戒》的雛形草稿，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空間三部曲》開始動筆。

起因是1937年，托爾金的首作《霍比特人》出版前夕，這兩個好朋友在一起慨嘆文學創作的現狀，並約定各寫一部神話小說，托爾金後來爽約了，但是劉易斯沒有，這就是《空間三部曲》。

1938年，大戰爆發前夕，《沉寂的星球》出版，這本書更像是威爾斯風格的科幻小說，尤其近似威爾斯晚期的說教之風。這本書得以出版，據說還是托爾金向出版社施加了壓力。

這部小說中，劉易斯表現出典型的英國式博物學的癖好，書中有大量的景物描寫，那個奇妙美好的火星社會，多少可以看出威廉·莫裏斯所幻想的烏有鄉的影響，因此也是托爾金的影響，只不過摻雜著劉易斯自己的宗教美學和思辨。

而書中那位熱愛古代神話和語言學的英國學者蘭塞姆，活脫脫就是托爾金，雖然托爾金自己極力否認這一點。這個時代，劉易斯對托爾金簡直是近乎崇拜。

劉易斯也共享了威爾斯式的悲觀。無論是《空間三部曲》還是《魔戒》，都以最後善惡大決戰（Armageddon）為故事的原型，現實中的決戰，也已經到了門檻上。

1939年9月1日，德國轟炸波蘭，二戰爆發。很快，德國工業的驕傲——He111、Do17和Ju88轟炸機低沉的轟鳴聲，就響徹了英國的夜空。

《納尼亞傳奇》中的四個孩子，正是在轟炸聲中開始了發現納尼亞王國之旅。

托爾金說：“我們出生在一個黑暗的時代，這並不是我們應該身處的時代。”

第二次大戰，牛津

隨著德國空軍的劇烈轟炸，許多倫敦的市民疏散到了鄉村。四個孩子被疏散到劉易斯在牛津的家，其中有個孩子問他：家裏那座古老大衣櫃後面有什麽東西嗎？於是劉易斯回憶起童年時代和哥哥在祖父的大衣櫃裏說故事，以及那個博森王國。這就是《納尼亞傳奇》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