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不可思議

01

我來說個從前的故事吧。

那是昭和四十年代初期——將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那時呀，大阪的萬國博覽會召開在即，小樂隊、保齡球之類的事物風靡一時，是堪稱沸反盈天的一個時代。若說那便是“昭和元祿”【5】一詞所指的時期，興許會有幾位能明白吧。

不過，當時我生活的區域，只是地方城鎮的某個偏僻角落，與那個時代的喧囂無緣。

如今，那一帶經過徹底的規整，高級公寓和商品住宅排列得井然有序，已然是一片富有現代氣息的街區。然而，當我尚是個孩子時，那裏卻是一片密布著小型木結構長屋的區域。而我們一家五口就住在那片區域一角的一間小屋子裏。

了解這片土地歷史的人會告訴你，那裏原本是一片品質頗高的住宅街，卻在戰爭的空襲中慘遭燒毀。戰爭結束後，臨時居住的木板房紛紛建起，就那樣組成了鱗次櫛比的街區。

回想起來，那些房子的朝向也好排列方式也好，全是雜亂無章的，以致道路時而極其寬敞，時而過度狹窄。說起來呀，那就像是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向人們訴說著毫無規劃地建設起來的街區便是這副模樣。環境設施之類的就更不存在了，下雨的時候土質的道路就變得泥濘不堪，起風的時候整個家裏都塵土飛揚。街區中心還有一攤終年不消的積水，那裏是孑孓和各種細菌的巢穴。

聚居在那樣一塊貧窮土地上的，注定是一些貧窮的人。

那裏大部分的居民都過著當日開銷、沒有結余的生活，其中也有不少像我們一樣的家庭——本應是家中頂梁柱的父親身患重病常年住院，全家因而過得十分艱苦。

要是換作現在，我們家的困難程度一定已經達到國家救濟標準了吧。但當時就連社會援助制度都是“建立中”的狀態，又哪有余力向天下的貧苦民眾伸出援助之手……

為了擠出父親的住院費和家裏的生活費，母親不得不廢寢忘食地工作。她每天起早貪黑地踩著窗邊的那架縫紉機，默默地縫制著襯衫、裙子之類的東西，一邊工作，一邊還得照顧尚且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母親當時的操勞一定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吧。盡管現在能夠如此平靜地講述那段往事，但那確是我的家族歷史中最為貧困的一個時期。

話說回來，我本人倒沒因貧困而感到如何痛苦。且不說周遭的人們都有相似境遇，就算再怎樣窮苦，畢竟是小孩子，總是懂得如何從玩耍中尋得快樂。

只要一截棒子在手，就足以讓人興致勃勃了。

當然，我時常覺得年幼的弟弟妹妹確實可憐。

由於家中生計困難的狀況長期持續，在我的記憶裏，我們這些孩子幾乎從沒得到過什麽零花錢。那時候，我們就連在粗點心店買顆五日元糖球的錢都沒有——這跟當下那些泡在蜜罐裏長大的孩子比起來，真是堪稱笑談的窘迫了。

別人家的小朋友，就算再怎麽窮，那點錢總還是有的。大家都在買糖球、洋片和小徽章。然而，我和弟弟妹妹只能眼睜睜看著朋友們買，自己什麽也買不了。

畢竟，稍稍年長的我多少學會了忍耐。然而，一見到弟弟妹妹滿眼羨慕地望著別家孩子吃糖果，我就有些忍無可忍，極其不是滋味。我這個哥哥總想為他們做點什麽。

我想到一個主意，把空的啤酒瓶呀可樂瓶什麽的收集起來，送到小酒館去換退瓶費。一個啤酒瓶能換五日元，一個大號的可樂瓶能換十日元呢。

於是，我開始在離家稍有些距離的住宅區四處轉悠，收集別人家屋檐下擺放著的空瓶。盡管有時甚至是擅自帶走了空瓶，但畢竟處理那些積攢多日的瓶瓶罐罐是件挺費力的事，想來應該不會遭人抱怨吧。

我用這些錢讓弟弟妹妹在粗點心店痛快揮霍了一番，余下的就攢進了自己的荷包。現在回想起來，雖然有些效率低下（還請體諒我一次搬運十幾個空瓶的辛苦啊），但也確實是個頗具可行性的主意。

然而，往同一家酒館送瓶次數多了以後，就會被識破——“這些不是你買的東西吧”。所以，我特意跑去很遠的地方收集空瓶，到那些街區的酒館輪換著送瓶。

然而，因為畢竟還只是個孩子——有那麽一次，為了收集空瓶走得太遠，我不知道怎麽回家了。

直到太陽下山，夜幕降臨，依然找不著北的我只好哭著向派出所的巡警叔叔求助，被摩托車載回了家。在那個年代，光是有摩托車停靠，就會引人圍觀，所以我的迷路事件成了街坊鄰居間的一大話題。我不光挨了學校老師的批評，還被母親知道了收集空瓶的事，勒令禁止了我的“打工”活動。

失去了賺錢的手段，也就失去了為弟弟妹妹購買點心的能力。萬般無奈之際，住在附近的中山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