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飾[1]（第6/9頁）

我靠在電話亭的側面，努力讓自己不要慌。紐約的格局就像裝了柵欄的窗戶，所以看著路牌一直數下去的話，我應該就能推斷出旅館的位置。我不想找別人問路：那些表情，徹底的無能為力或是激烈流露的惡意，都讓我焦慮不已，而且我已經和好幾個大聲自言自語的人擦肩而過了。紐約和塞勒姆一樣，似乎正在分崩離析。在有錢人眼裏，也許是市區在翻新，可是那些缺了一大塊的房子，那些人行道上的洞穴，都無法讓我安心。

我開始拖著我的行李箱往旅館走，每遇到一個電話亭，就停下來撥你的號碼。在其中一間電話亭裏，我不小心遺失了你的那本《亨利·亞當斯的教育》[28]。那倒也好，因為這本書是我擁有的唯一一件屬於你的東西；一直留在我身邊就太不合適了。

旅館服務員對我心存戒備，幾乎和塞勒姆的那個如出一轍。從前我一直把這種懷疑歸結為小城鎮的排外情緒，現在卻第一次意識到，可能是因為我的穿著打扮。袖口垂到手掌以下的我，看上去不像是會有信用卡的人。

我坐在自己的房間裏，這間客房和塞勒姆的那間真的非常相似，我想著你遇到了什麽事，你在哪裏。我每隔半小時就打一次電話。等你的時候，我也沒有多少事情可做。我打開行李，拿出那條斷了一根肩帶的紅色睡裙，卻發現忘了把針線帶來，我本來想用針線把肩帶補好的；我甚至連個安全別針都沒有。我想洗個澡，可是房門的把手一直會轉開，雖然已經系好了門上的鏈條，但我還是不想冒險。我連大衣都沒脫。我開始覺得你給我的電話號碼是錯的，或者更糟，你只是我虛構出來的人物。

終於，大概七點鐘的時候，你那邊有人接起了電話。是個女人。我說我要找你，她笑了起來，笑聲並不友好。

“喂，喪門星，”我聽見她說，“有個小妞找你。”你在電話裏出現的時候，聲音比平時還要疏遠。

“你到哪裏去了？”我問，努力不讓自己聽起來像個嘮叨的妻子。“我從兩點半就開始找你，找到現在。”

“是我朋友，”你說，“她今天早上吞了一瓶安眠藥。我只好陪著她到處走，讓藥效散掉。”

“哦，”我應了一聲。我之前一直以為那個朋友是個男的。“你就不能送她去醫院之類的？”

“除非萬不得已，這裏是不會把別人往醫院裏送的。”

“她為什麽吃安眠藥？”我問。

“誰知道啊？”你說，語氣煩躁，為自己受到牽連而惱怒不已，不管是多麽無關緊要的牽連。“打發時間吧，我猜。”遠遠地，我聽到那個女人說了一句什麽，像是“你放屁”。

我的腳底一陣發冷，雙腿發麻。我驀地明白過來，她不是你告訴我的一個老朋友。她曾經是你的戀人，現在依然是，她是認真的，她吃安眠藥，是因為她知道我今天會來，她是想攔住你，不讓你來找我；可這時候你卻在不慌不忙地記下房間門牌，電話號碼，我也就這麽若無其事地報給你聽。我們說好明天見面。我穿著大衣在床上躺了一整夜。

你當然沒有來赴約，而那時候，對於打電話這件事，我已經有了顧慮。你甚至都沒有回波士頓。五月的時候，我收到你寄來的一封謎一般的短箋，寫在一張明信片上，正面是大西洋城海濱大道[29]的照片：

我跑去參加海軍卻沒被錄取，他們覺得古希臘語的學位不夠好。我在一家賣肉末土豆泥的店裏找了一份工作，因為我騙他們說我不識字。這總好過從鐘樓頂上跳落。代我向科羅曼德爾問好。你永遠的，布。

一如往常，我無法確定你是不是在諷刺挖苦。

我當然傷心；倒不是因為你的離去，你會離開這件事——我現在明白，這件事原本就是意料之中的結局——而是因為它太突然。它奪走了我那不可或缺的最後一幕，那張公園長椅，那陣春日微風，那一襲風衣（我命中注定永遠不會買下），你漸漸消失的身影。即使我已經意識到，我們的未來既不會有讓人望而生畏的平房和電動剃須刀，也不會有我曾經想象過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快樂場景，只會有一個倒空了的安眠藥瓶，而你也許不會陪著我散步，直到藥力消除。這一切像一首押韻的對句般無可逃避，即使在意識到這些之後，我依舊傷心不已。

因為你沒有好好地和我分手，你就好像根本沒有離開過。你徘徊不去，宛若一團濁氣，又如一股老鼠的異味，等著挫敗我想要樂觀向上的企圖——純粹出於恐懼，我不久就開始嘗試——而你對我的一舉一動都心懷偏見。你仿佛是我黑暗的分身，或是一個感通惡靈的大師，我每時每刻都能察覺你的想法意見。我訂婚的時候（七個月之後，和一個從前設計過、現在依然在設計公寓樓的建築師），你告訴我，你還以為我會和別人不一樣。在婚禮上，是的，沒錯，我有全套的排場，連同一件潔白的婚紗，你對此嗤之以鼻。我能設想，你在你那間昏暗的房間裏，身邊堆滿吃得精光的沙丁魚罐頭和起了毛球的襪子，除了你的冷嘲熱諷一無所有，你拒絕出賣自己，而我毫不掩飾地這麽做了。（背叛什麽？出賣誰？和下一代不同，我們從未能找出敵人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