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飾[1]

這件事情一定會有某種解決方案，一種手段，一種方法——這才是我想要的詞，殺菌方法的那個方法。就叫它某種方法吧，一種思考它的方式，不會流血，因而也不會疼痛；在一片平靜之中回憶摯愛深情。我試著喚起那時我自己的模樣，還有你的模樣，但這就像是在招引死者的鬼魂。我怎麽知道我不是在憑空編造我們兩個的樣子，而如果我並非臆度，那就真的像是在招魂了，一個危險的遊戲。我為什麽要去打擾那些沉睡的人，夢遊的人，他們正機械地在我們曾經居住過的街巷間逡巡，一年一年，緩緩消散，他們的聲音漸漸微弱，輕得仿佛拇指劃過一扇濕漉漉的窗戶：細若蟲鳴，透明如玻璃，沒有言語。對於死者，永遠都說不清究竟是他們自己想要重生，還是活著的人希望他們回來。慣常的解釋是他們有什麽事情要告訴我們，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相信這種說法；就這件事情而言，倒更像是我有話要告訴他們。

小心，我想寫下這句預言，前路艱險，像神殿壁上的上帝之手一般[2]，清晰明確，避無可避地寫在初落的新雪中，就在他們踏足的大地前面——我覺得那是十二月——沿著磚砌的人行道，在波士頓，一座尊嚴逐漸腐爛的城市，她穿著她那雙一步三搖的高跟鞋，因為徹頭徹尾的虛榮心把雙腳弄濕。那時候的靴子非常難看，說不出形狀的笨重橡膠，就像犀牛的蹄子，他們叫它飛行皮靴，要麽就是頂上鑲毛，像老太太穿的，又像臥室裏用的拖鞋，系著細細的蝴蝶結；還有那些楔子形狀的塑料雨靴，穿不了多久就會發黃，裏面積起一層塵土，看上去就像沒有長出來的牙齒。

這是我的方式，我用衣物復活自己。實際上，除非我能想起當時的穿著，我不可能記得自己做過什麽，自己身上發生過什麽事，而每次我扔掉一件毛衣或是一條裙子，也就是在拋棄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像蛇褪皮一樣褪去自己的身份，身後留下蒼白幹枯的外殼，連成一串，而如果我想要任何回憶，就只能去搜集，一點一滴，那些棉布的、羊毛的碎片，把它們縫起來，最後拼湊成一個綴滿補丁的自我，毫無抵禦寒冷的能力。我集中起精神，於是那個迷了路的靈魂，從一片烏煙瘴氣之中冉冉升起，在多倫多市中心，羅布勞超市[3]的停車場上，那只傷殘平民救助會[4]的衣物募捐箱裏，那件大衣最終被我丟棄的地方。

那是一件黑色的長大衣。質量很好——那時候衣服的質量還很重要，女性雜志裏還有文章介紹必備的基本款式，正確的熨燙方法，以及如何去掉駝絨上的汙漬——但它對我來說實在太大，袖子一直蓋到手掌，下擺連著塑料雨靴的上沿，那雙雨靴也不合腳。我買它的時候是打算改一下的，卻一直沒有動手。我的衣服多數都一樣，都太大，可能是我覺得，如果我的衣服大得不成樣子，如果它們能像一頂帳篷似的罩住我，我就不太會引人注意。可是恰恰相反；我那時候肯定比大多數人都要顯眼，圍著黑色的羊毛裹屍布浩浩蕩蕩沿街而過，頭還纏在……是一條安哥拉羊毛的格子圍巾嗎，同樣質地優良；總之，我的頭就纏在裏面。

我的這些衣服，在我還去買衣服的時候——因為你一定記得，和你一樣，那時候我很窮，我們當時的絕望處境至少有一部分要歸咎於此——都是在菲林地下室[5]買的，質量上乘卻沒能在更高档的地方賣出去的衣服，都在那裏削價處理。你常常只能在走廊裏試穿，因為試衣間寥寥無幾，而且那間地窖，確實就是個地窖，屋頂低矮，燈光昏暗，陰冷潮濕，散發出焦急迫切的腋窩和疲於奔命的雙腳的味道，特價的日子裏擠滿了你爭我奪的女人，穿著襯裙和胸罩，把自己往一件件又破又臟的設計師原作裏面塞，耳邊滿是沉重的呼吸聲和卡住的拉鏈響。大家都習慣嘲笑淘便宜貨的女人，嘲笑她們的貪得無厭，她們的歇斯底裏，可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菲林地下室，是很可悲的。到那裏去的人沒有一個不渴望改變形象，破繭成蝶，重獲新生，卻從來不曾如願。

我在黑色大衣裏面穿了一條厚實的粗花呢裙子，顏色是灰的，還有一件棕色的毛衣，只有一個不太明顯的洞，我覺得那個破洞非常寶貴，因為那是你的香煙燙出來的。毛衣裏面是一條襯裙（太長），一個胸罩（太小），內褲上印著小小的粉紅色玫瑰，也是從菲林地下室買來的，只要二十五美分，一美元買五條，還有一雙尼龍長襪，用來固定的吊襪帶太大了，在我的腰上滑來滑去，弄得襪子在腿後的接縫也跟著繞圈，活像理發店門外的轉筒。我吃力地拖著一個行李箱，箱子實在太重——那時候沒人背帆布包，除非是參加夏令營——因為裏面裝著我另外一套分量十足的大尺碼衣服，還有六本十九世紀的哥特小說和一疊空白的紙。另一只手上的重量和行李箱不相上下，那是我的便攜打字機，還有菲林地下室的手提袋，巨大無比，深不見底，仿佛墳冢一般。現在是二月，北風呼嘯，把黑色的大衣刮到我的身後，我的塑料雨靴在結冰的人行道上踉蹌著前進，在路過的一扇商店櫥窗裏，我看到一個女人，衣著臃腫，滿臉通紅，行色匆匆。我無可救藥地陷入愛情之中，正要到火車站去，企圖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