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蒂

七歲的時候我們又搬家了，搬到聖瑪麗河[1]邊一幢狹小的木屋裏，蘇聖瑪麗市[2]的上遊。這座木屋我們只租了一個夏天，但現在它就是我們的家了，因為我們也沒有別處可去。木屋光線昏暗，有一股老鼠的臭味，逼仄不堪，之前的房子裏沒有寄存掉的東西把裏面塞得滿滿的。相比之下，我和姐姐大部分時間都喜歡待在外面。

屋外有一片短短的河灘，河灘的盡頭，五彩斑斕的木屋——綠色配白色，栗紅色配知更鳥蛋殼的藍色，棕色配黃色——像鞋盒一樣整排立著，每棟木屋都有一間顏色相配的廁所，隔著一段不很衛生的距離，搭在後面。但我們被禁止下河遊泳，因為這裏水流湍急。據說曾有孩子被河水卷走，沖到瀑布急流、運河水閘和蘇市阿爾格瑪鋼鐵廠的煉鋼爐火那裏，陰天的晚上，我們有時能從臥室的窗口看到那爐火，在雲層中間閃著暗紅色的光。不過我們可以去踩水，在不超過膝蓋的地方，我們會站在水裏，幾縷零星的水草纏在腳腕上，朝劃過河面的湖船[3]招手，我們離船那麽近，不但能看到船尾飄揚的旗幟，翔集的鷗鳥，船員呼應我們的時候，連他們的雙手和臉龐的輪廓也看得一清二楚。然後河水便會翻湧上來，漫過我們的大腿，直沖到腰際，打濕身上那件連著燈籠短裙的泡泡紗泳衣，我們就會高興地尖叫。

母親通常就在岸邊，正在閱讀或是與人交談，並不太注意我們，有時聽到尖叫，還誤以為我們溺水了。或者，事後她會說，“你們跑到水深過膝的地方去了，”可姐姐總會解釋，那只是貨船揚起的水波。母親就會望著我，看看她說的是不是實話。和姐姐不一樣，我每次說謊都會被識破。

那些湖船龐大笨重，收放船錨的窗口銹跡斑斑，巨型煙囪突突地冒出團團灰煙。每當它們拉響汽笛、接近水閘的時候總會如此，木屋的窗戶就會格格作響。對我們而言，它們神奇無比。有時候，船上會有東西掉下來，或是給人扔出來，我們就急不可待地望著那些漂浮物，沿著河灘奔跑追逐，等它們沖到近岸，就蹚著水去撈。通常這些寶藏只不過是空了的紙板箱，或者穿了孔的破油罐，緩緩地向外滲著深棕色的燃油，百無一用。有幾次，我們拿到了運輸柑橘的木箱，用來做了秘密基地裏的櫥櫃和凳子。

我們喜歡小木屋，部分就是緣於有地方建造這些秘密基地。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余地，因為我們一直都住在城市裏。就在之前，我們住在渥太華[4]一幢陳舊的三層紅磚公寓底樓。樓上住著一對新婚夫婦，妻子是英格蘭新教徒，丈夫是法國人，信天主教。他在空軍服役，經常不在家，但放假回來的時候總要把妻子痛打一頓。每次都是晚上十一點多。她就會逃到樓下來找我的母親，她們坐在廚房裏喝茶。那個妻子抽泣著，不過聲音很輕，免得把我們吵醒——母親堅決這樣要求，她主張小孩子要睡足十二個小時——露出青腫的眼睛或是臉頰，低聲說著他酗酒的事情。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就會傳來慎重的敲門聲，那個空軍飛行員，穿著全套制服，他會彬彬有禮地問母親，能否讓他把妻子帶回樓上，她該去的地方。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他會說。再說了，他已經給了她十五美元去買食物，她卻只給他吃油炸金鳳魚。一個月沒有回家了，一個男人指望吃上一頓豐盛的烤肉，豬肉或者牛肉，難道母親不同意嗎。“我會閉緊嘴巴，睜大眼睛。”母親這樣回答。她從來沒覺得他醉得有多厲害，不過這種看上去彬彬有禮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麽事情來。

這些事情我本來一點也不該知道。父母要麽是覺得我年紀太小或者性格太乖；但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四歲，他們會向她透露一點，她再添油加醋地轉述給我聽。我看到過那個妻子幾次，在我們家門外的樓梯上上下下，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睛的確青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那個男人，不過等到我們離開渥太華的時候，我已經確信他是個殺人犯了。

這件事情或許可以解釋，母親告訴父親她認識了住在我們右手邊那幢木屋裏的年輕夫婦的時候父親的提醒。“別走得太近，”他說，“我可不想她半夜三更跑到我們家裏來。”他不肯接受母親富有同情心、善於傾聽的天賦，即便母親還逗他說，“可我一直在聽你說話哪，親愛的。”聚到她身邊的人被他叫作“寄生蟲”。

父親的擔心似乎完全是多余的。這對夫妻和那一對截然不同。弗雷德和貝蒂堅持讓我們直呼其名。我和姐姐從小被反復叮囑要尊稱別人先生太太，也只好叫他們弗雷德和貝蒂，而且我們隨時可以到他們家裏去。“那是句客氣話，你們不要當真了，”母親說。時事艱難，但是母親家教很好，也會一樣這麽教育我們。盡管如此，一開始我們還是一有機會就往弗雷德和貝蒂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