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來的人

很久以前，克裏斯汀正走過校區的公園。她依然穿著網球裙；她還沒來得及洗澡換衣服，頭發用一根有彈性的頭帶束到腦後。她那張肉鼓鼓、紅撲撲的圓臉，少了劉海的修飾，看上去就像一張俄國農婦的臉，可是不用頭帶的話，頭發會擋住眼睛。雖然還是四月，這天下午卻熱得出奇；室內網球場熱氣蒸騰，她覺得皮膚像被煮過一樣。

陽光和煦，老人們紛紛從各自過冬的地方出來：她最近還讀到過一個在下水道裏睡了三年的人。他們虛弱無力地癱坐在長椅上，或是頭枕著四四方方的舊報紙躺在草坪上。在她經過的時候，他們那一張張滿是皺紋的菌菇似的臉龐慢慢地轉向她，追隨著她身體的動作，隨後，又漠然地移開了。

松鼠也外出覓食；三三兩兩地朝她飛奔過來，又驟然停住，雙眼滿懷期待地注視著她，張著嘴巴，下顎像老鼠一樣向後縮，露出泛黃的門牙。克裏斯汀加快腳步，她沒什麽東西可給它們吃的。不該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們神經兮兮的，還容易感染皮癬。

走到公園中間，她停下來把開襟毛衣脫掉。彎腰再去撿球拍的時候，她覺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剛剛露到外面的手臂。克裏斯汀很少會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著球拍的手柄。不過，碰她的卻不是其中一個老人，而是一個深色頭發的十二三歲的男孩。

“對不起，”他說，“我找經濟學院大樓。是那裏嗎？”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裏斯汀又仔細看了看他。她搞錯了：他年紀並不小，只是個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點，不過話說回來，她的個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時候，母親這麽說。他還是她們家裏所謂“從其他文明來的人”：肯定是亞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國人。克裏斯汀估計他肯定是個留學生，於是露出她標準的歡迎微笑。高中的時候，她是聯合國社團[1]的主席；那一年他們學校被選中在模擬聯合國大會上充當埃及代表團。這項任務應者寥寥——誰也不願意做阿拉伯人——不過她還是圓滿完成了任務。她針對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發表了一篇相當精彩的演說。

“沒錯，”她說，“就在那邊。平頂的那幢。看見了嗎？”

那個男人一直在緊張不安地對著克裏斯汀微笑。他戴著透明塑料邊框眼鏡，他的眼睛透過鏡片朝著她鼓出來，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魚缸裏。他沒有順著克裏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給她一小本綠色的便箋和一支圓珠筆。

“你畫地圖。”他說。

克裏斯汀放下網球拍，一絲不苟地畫起來。“我們在這裏，”她一字一頓地說，“你這樣走。這裏就是經濟學院。”她用一條虛線和一個十字把走法標出來。男人湊近她，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地圖漸漸成型；他聞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還有一種說不出牌子的發油。畫完示意圖，克裏斯汀把紙筆遞回給他，微笑著表示告別。

“等等。”男人說。他從本子上撕下那張畫著地圖的紙，小心地折起來，放進外套口袋裏；外套的袖子蓋過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許多線頭。他開始寫起了什麽；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厲害，幾乎變形了，這讓她覺得有點惡心。他的幾根手指被滲出的圓珠筆油染成了藍色。

“我的名字是這個。”他說，拿起便箋給她看。

克裏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體大寫字母。“謝謝，”她說。

“你現在寫你的名字。”他說著，遞上那支筆。

克裏斯汀有些猶豫。倘若這是一個她自己國家的人，她就該覺得他是想約她了。不過，本國的人從來沒想過要約她；她塊頭太大。唯一一個嘗試過的人是那個摩洛哥侍應，他們社團聚會之後有時會光顧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他就在她去洗手間的路上把她截住，問她，她拒絕了；僅此而已。面前的這個男人卻並非酒吧的侍應，而是個學生；她不想傷害他。在他的文化裏，管它是哪個文化呢，這樣在紙上交換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種正式的禮節，就像說謝謝一樣。她從他那裏接過了筆。

“這是個很美的名字。”他說。他折起那張紙，把它放進外套的口袋裏，挨著那張地圖。

克裏斯汀覺得她已經仁至義盡了。“好了，再見了，”她說，“很高興認識你。”她彎腰去拿網球拍，可他已經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來，正用雙手舉在自己胸前，儼然一面繳獲的旗幟。

“我幫你拿。”

“哦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煩了，我趕時間。”克裏斯汀吐字清晰地說。沒有了網球拍，她覺得自己手無寸鐵。他開始沿著小徑漫步；他現在一點也不緊張了，看上去一派輕松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