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5/6頁）
醫生告訴我，像我這樣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治療，治愈率應該達到80%。我樂觀地相信，自己不應該是那不幸的20%，醫生還說，癌症就是一個腫瘤，切掉了，治好了，不復發了，就能重新做回健康人。我太想重做一個健康人了。
2001年4月29日，星期日，璧青從瑞士來了，她是個在台灣出生的優秀的大提琴家，我們喝著咖啡享受著美好的下午，談著音樂。突然，我的肚子開始疼痛起來，而且很快越來越痛，最後我不得不提前和璧青分手回家。一到家，我爬到床上，蜷縮成一團，痛得全身冒汗，父母一籌莫展，只能催著讓我上醫院。我不願意去，父母又不會德語，連醫院的電話也不會打。正好前夫吉姆來了，他二話沒說，叫了出租車，把我送到醫院。
醫院裏安靜極了，因為是周末，又連著五一放假，許多醫生和病人都走了，我痛得從床上滾到床下，從床下又被醫生扶到床上，女值班醫生左手一個針管，右手一個針管，左右開弓給我注射止痛和鎮靜劑，但就是不能斷定病因。我在昏迷中躺了兩天兩夜，醫生終於查出我是腸梗阻，這是放療有時產生的並發症。醫生反復耐心地說服我開刀：“梅女士，這一次和您做癌症手術不一樣，您的腫瘤切除了，沒有任何復發跡象，腸梗阻只要把扭曲出問題的腸部重新理順，就不會有大問題，如果時間長了，腸破裂，細菌擴散，麻煩就大了。”德國醫生還把醜話也說在前頭：“凡是做過腸梗阻手術的人，他今後再得腸梗阻的概率就提高了。”半昏迷中，我自己簽了字同意做手術，正在休假的主刀醫生接到醫院通知也趕回來了，但是手術前查病房的醫生說我的病情沒有繼續惡化，醫生們小聲討論著通過洗腸，也許我的腸子還能自行通暢，我蘇醒過來了，迷迷糊糊中聽到了這一線希望，我是多麽不情願再被開一大刀，我不想一輩子都擔心自己的腸子會打結。我拒絕上手術台，主刀醫生幾乎有點懊惱地又回家了。但是到了第三天，我的腸子還是沒有通暢，我自己又一次在手術單上簽了字。
半年之內，我第三次被罩上白色手術單送進了手術室。第一次是癌症切除大手術，第二次是放置化療注射泵，第三次是解除腸梗阻大手術。
無論哪一次被全身罩上白床單推進手術室，全身麻醉後我都別無選擇，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蘇醒了，命運之神一次又一次把生命之手伸給了我。
半年之內三次手術。在第三次手術後，我感覺身體的元氣明顯地弱了很多。手術後剛開始的幾天非常艱難，醫生每天數次為我翻身、擦洗，每一次翻身都疼痛無比，但是一想到每一滴止痛藥都會對大腦有影響，而我熱愛的工作就是動腦、創意，我想保護我的大腦，我就盡量忍受疼痛，所用的止痛藥只有限量的一半。醫生時不時過來問我：“梅女士，不必太堅持，醫生給您的藥量還有很多。”
其實，堅持的力量從來只有部分來自我的忍耐，更多的是來自我精神的渴望。
手術前，我早訂好了做完化療和放療5月初回國的機票，我太想念中國了，而7月份上海華僑藝術學校和上海愛樂手風琴樂團就要來柏林演出了，我為他們安排了在英國花園進行演出。上海愛樂手風琴樂團還要和柏林歐芬尼亞手風琴樂團的兒童樂隊進行交流，並同台演出。這些都是令我激動的事情。
我躺在病床上，不斷地向自己的助手講著英國花園演出的美麗畫面，連停下來喝口水也不幹。突然，我休克暈厥過去了。幾秒，也許幾十秒，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感覺自己99.9%喪失了意識，但我還有0.1%的意識讓我記住了這次休克。那是由於我病體虛弱又唇幹舌燥，我突然無法呼吸了，眼前一片黑暗，我只來得及招手請助手給我一點水，喝了水我就清醒了，又繼續說下去。
原定5月初的機票被推遲了，2001年6月初，第一次大手術過了不到半年，第三次手術過了不到一個月，我登上了德國漢莎航空回中國的飛機，領登機牌時我小聲說自己不久前動了大手術。上了飛機，我發現飛機艙裏基本是滿的，但我身邊的兩個位子卻是空的，我懷著感激之情仔細看了一下四周，我這一排是經濟艙裏唯一一排，中間四個座位卻只安排了兩個人坐。我以為飛行的過程中傷口會很痛，但是因為時不時可以將腿伸到旁邊座位，以及心中的感恩使得我的飛行很順利。下了飛機，我顧不上休息，稍稍化了一下妝，就從機場直接去見了上海華僑藝術學校的校長。
2000年德國舉辦世界博覽會期間，北京匯文中學合唱團來了，除了安排他們在世界博覽會的舞台上演出，短時間內我不知在柏林還能為學生們做什麽安排。很偶然地，我和英國花園爵士與世界音樂節的組織者聯系上了，倉促之中我沒法再給合唱團安排大的舞台。當同學們步入英國花園時，他們首先被英國花園的美麗吸引了，覺得他們美麗的歌聲就是該到這麽美麗的地方來演唱。同學們有的就站在台階上，聽眾裏三層外三層，演出完畢之後，很多女學生眼睛裏含著淚花，我問她們為什麽哭，也並沒有唱悲傷的歌曲啊。女同學們回答我說：“激動得哭了，感動得哭了，因為我們演唱舒伯特的歌曲《鱒魚》，站在身後的德國聽眾居然跟著唱二聲部，如果是唱主旋律也就罷了。德國人的音樂修養太高了，他們為我們鼓掌太熱烈了，我們在中國演出還從來沒有獲得過這麽熱烈的掌聲，這樣的經歷一輩子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