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4/6頁）

下午，在柏林藝術大學美術教育系的大樓裏，中國兒童畫展開幕，盡管我化了一點妝，依然臉色蠟黃，這是我後來從照片上看到的。柏林藝術大學的天才音樂少年們為畫展開幕表演了音樂節目。

一歲半的兒子坦坦站在我的身邊，我謝絕了椅子，堅持和所有人一起站著，站在音樂裏，那是我手術後第一次一動不動地站立了一個多小時。

柏林電影節與化療、放療

代表團離開柏林的那一天，我開始做化療。

化療不痛不癢，但是它讓人的白細胞急劇減少，讓我全身乏力。我每在計算機前工作一個來小時，都必須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歇息一會兒。這時我明白了醫生為什麽不同意我手術後馬上做化療。手術後，我心裏充滿恐懼，我平時不大關心生理醫學知識，成天想著浪漫與愛情，如今突然病倒了，而且是晚期癌症，我覺得自己身體裏都是癌細胞，我害怕全身某個部位某個角落可能還潛伏著哪怕一個癌細胞，這個癌細胞會隨時向我卷土重來。為了斷絕癌細胞擴散的哪怕一點可能，我向醫生提出想馬上做化療，醫生笑著安慰我：“梅女士，癌細胞並不那麽可怕，我們每個人身上可能都潛伏著癌細胞，重要的是要增強免疫力，身體隨時都在新陳代謝，不給癌細胞生存發展的機會。現在您剛做完手術，身體還很虛弱，您要積聚力量，恢復身體，這樣才能承受化療可能帶來的不適。”

“那我能工作嗎？”盡管擔心癌症復發，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工作。

“適度工作能讓您忘記病痛，保持心情舒暢更是最好的醫藥。”

醫生的話讓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裏有時仍然害怕，工作疲勞的時候我還是會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歡我的工作，我還必須工作，因為我不工作就沒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國護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願領社會救濟。我無法像一些德國人那樣理所當然、心安理得地領社會救濟，我認為我來自中國，我能在德國留下來，首先要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有所貢獻。

還有，突然病倒讓我有了一種挫折感與失敗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實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當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還愛著很多東西。在我化療的過程中，2001年2月，第5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舉行了，我不想錯過。

醫生說了，保持心情舒暢是最好的醫藥。

我是柏林電影節的“粉絲”，到什麽程度？電影節每年2月初舉行，2000年2月，當時1999年7月底出生的兒子只有半歲，兒子4個月時開始長濕疹，每天夜裏睡覺前全身更是癢得不行，小手到處亂抓，折騰得好可憐，我只能給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盡睡著了，我觀察到，夜裏11點到淩晨3點他一般不醒。於是我就去看夜裏11點半的電影，把兒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這樣的作案有兩次，看完電影後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家跑，怕兒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經橫在家門口。（德國將10歲以下的孩子獨自扔在家裏算犯法）

謝天謝地，兒子真爭氣，媽媽不在的幾個小時裏他睡得還挺踏實。

第50屆柏林電影節，是過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國總統親自剪彩。2001年2月，我大手術後不到兩個月，黃著臉黑著眼圈捂著傷口，我還是坐到了電影院裏。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樣見面點個頭。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場，就默默坐到我身邊。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術是關鍵的第一步，預後化療與放療，杜絕癌細胞擴散，是同樣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療的時候，我聽從了醫生的建議，不是躺在醫院掛瓶子做傳統的靜脈輸液，而是在胸前開了一刀，一枚現代的醫學注射泵被放置進去，連接血管。每個化療療程，一個藥瓶我每天24小時系在腰上，通過管子和針頭注入我全身，持續一周，休息3周，然後進入下一個化療療程。對於醫生來說，他們為我使用了先進的化療儀器和方法，對於我來說，這省去了我去醫院的時間。在做化療的那一周中，我掛著輸液瓶照常辦了一些事情。周末的時候，我甚至還帶著兒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周末乘火車旅遊，我做這些，除了因為親情，仿佛也想以此證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個力量

2001年，剛剛動完手術的那個春天，我反而更亢奮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時接受化療與放療。我共完成了6個療程的化療，其間，常常有朋友來看我，和他們的見面和交談能讓我忘記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開始同時接受放療，春天快過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療。至此，癌症手術後必做的化療與放療都結束了，我全都比較輕松地挺過來了，很少出現常人所說的掉頭發、嚴重的惡心、嘔吐等現象，我感到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