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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劫後余生的上海正在漸漸恢復生氣。五月，在這個法國梧桐長滿新葉的時節，市長吳國楨提出了令人振奮的“大上海計劃”。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廢待興的喜悅中。

天還是魚肚白時，福安弄裏的掃地聲就響起來了。很快，各家的炊煙也裊裊地升了起來。主婦們拎著水靈的茭白青菜從菜場回來，男人們在水門汀砌成的水鬥前刷牙刮胡子。偶爾能看見一只老貓從曬著菜幹和黃豆的窗台上竄過。半空密密麻麻地曬著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曬台，大多都放著幾盆花，雖不是什麽名貴品種，但不妨礙這些小花小草在陽光裏自得其樂。

不知誰家的收音機放得很大聲，女播音員軟軟糯糯地念著新聞：“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市長吳國楨任主任委員。有記者提問，戰後上海都還沒有恢復，為什麽要做這樣一個遠大的計劃？吳市長的回答是：‘即使為重建，也要先確定今後都市建設標準，制定大綱及目前施政準繩……’”

幾個男人已經湊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討論著吳市長的大上海計劃，嘴裏的牙膏泡絲毫不妨礙他們指點江山。

其中一個男人說話時也不停刷著手裏拿的皮鞋，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藝術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樣？我跟你算算賬。一百元法幣，十年前買兩頭大牛，五年前買一頭豬，現在只能買一個雞蛋。說到底，要是在政府裏頭沒有人，走不通關系，那日子就不好過。”

其實說這麽多，意思只有一個，自己家有人到政府裏頭了。

“顧先生好福氣，你們家耀東今天去警察局一報到，往後就算吃上官糧了呀！”

“耀東從小讀書就厲害，人聰明，不出幾年肯定要往處長、局長升！”

男人嘴上謙虛著，臉上卻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輕人，哪有那麽容易？我是告誡過他的，第一，做人要講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實。第三……

顧家二樓窗戶被“啪”地推開，一個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顧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幾點了！不要回來幫忙的呀？”

也許每戶人家的早晨，都有一個心急火燎的母親，一個無所事事的父親，以及不緊不慢的孩子。

耀東母親來回奔忙準備早飯，見顧邦才刷著皮鞋慢悠悠晃進來，登時更來氣了：“一雙皮鞋刷三天三夜，兒子馬上要報到，你就不能騰只手出來幫忙？”

“我專門打理出來給耀東報到的。這可是藍棠皮鞋店的手藝。”

“十年前的樣式，現在早就不時興了。”

“笑話，藍棠的皮鞋就像王興昌的襯衣，什麽時候拿出去都鎮得住場子。”

“壞了！”耀東母親一拍大腿，朝二樓大聲喊：“悅西！顧悅西！快去幫你弟弟把襯衣熨出來！我忘了！”

顧家大女兒顧悅西睡眼惺忪地從房間出來。身上的睡衣雖是絲綢質地，但顏色已經很舊了，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舍不得花錢換新的。

“好不容易回趟娘家，連個懶覺都睡不清凈！”她越想越氣，三步並作兩步，一把推開弟弟的房門：“顧耀東！到底你報到還是我報到？我都是當媽的人了！別指望還跟小時候一樣天天替你擦屁股！”

屋裏整整齊齊，連書架上的書也是從高到低有秩序地排著。顧家唯一的兒子顧耀東站在書架邊，穿著筆挺的制服，戴著警帽，一個立正朝姐姐敬了個禮。他用另一只手擡了擡帽檐，露出帥氣的臉龐。

“警員顧耀東，向姐姐報到！”

顧悅西居然看得愣了會兒神：“我來熨襯衣。”

顧耀東咧嘴一笑：“我昨晚就熨好了。”他笑起來時幹凈、坦蕩，眼睛裏閃爍的稚氣，讓二十四歲的他像極了一個孩子。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時，十來歲的顧耀東爬到顧家頂樓曬台，從這條位於公共租界中區的小弄堂朝北望去，只能望見黑煙滾滾。聽著閘北和虹口綿延不斷的炮火聲，他還有些懵懂。一九三八年上海淪陷，孤島裏依然繁盛。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馬亂。然而幸運的是，住在這裏的人幾乎都安然無恙。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年，顧耀東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了。他是個幸運兒，因為即便是在硝煙遮天蔽日的那幾年，顧家也有陽光和煙火。

顧家在福安弄裏算是相對富足的。進門是一個敞亮的天井，兩邊擺滿了不算名貴的花草，泥上的青苔滲著水珠。屋裏並不奢華，但收拾得井井有條。地上的小花磚已經很舊了，不過也不妨礙主人將它們擦得光可鑒人。墻上、櫃子上隨處可見顧家人的照片。窗簾是一層白紗一層花布，像是剛洗過。桌上鋪著本白色的鉤花桌布，每個房間都擺著一只花瓶，插著幾束平實的花草。木頭樓梯已經有裂痕了，銹紅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裏外幾層，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護著它。而灶披間則是顧家的心臟，只要這裏的爐火撲通撲通騰起來，顧家就開始運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