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四章 問答會

經濟！

經濟！

還是TMD經濟！

這宋朝的根本矛盾就是財政，沒有別的，只要將財政搞好，那什麽問題都好說，而不是什麽公平、正義。這就是為什麽，在公檢法剛剛出來時，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不在意這套體系的本身，包括富弼他們在內，也都只是將公檢法視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是後來隨著東京商業的繁榮，以及河中府的穩定，財政的收入增加，才令他們中不少人覺得這可能是未來的出路，這才開始重視起公檢法來。

但他們重視公檢法，追求的還是要改善財政。

其實每個官員們心裏都非常清楚，這場鬥爭的勝敗不是在於，雙方在一年內公平公正處理了幾樁案件，而是財政，誰能為中央財政減負，那誰就是最後的贏家。

就是這麽簡單。

趙頊信任張斐，也不是因為公檢法，而是因為潛龍勿用這個計劃。

既然目標非常明確，且非常簡單粗暴，那就往這方面狠狠地幹。

所以京東東路的官員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將所有的青苗錢全部借貸出去，爭取最大的利潤，這可都是政績。

但要是平時這麽幹，那這自然會弄得怨聲載道。

那些官吏、大地主可沒有這麽好說話。

不過早在汴梁試行免役法時，王安石、呂惠卿就已經開始對此布局，就是利用汴梁權貴的恐慌情緒，去威脅其它地區的官員。

你們要不支持我的新政，自主申報和稅務司就會上門。

雖然免役法在汴梁取得成功，但王安石心裏非常清楚，這麽做下去，新政將完全受制於司馬光的司法改革。

然而，司馬光他們搞司法改革，就是為了反對新政的。

與一個反對改革的人去推行改革，別人不知道，但王安石肯定是沒有這麽傻，他從未想過要將汴梁免役法的成功推向全國。

可在當時，他的威脅論，其實效果一般。

因為很多人認為，就是你王安石將我們這些特權人士納入到免役稅中，你要不納入進去，什麽申報都跟我們沒有關系，所以你才是罪魁禍首，你還好意思說別人嗎？

當時反對新法的官員依舊是與日俱增。

但是隨著公檢法在河中府推行後，地方官員漸漸意識到，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一旦官員失去司法大權，別說這權力和金錢，就連性命都成問題，隨時可能面臨檢察院方面的起訴，而他們的關系，是完全行不通的。

當然，他們能夠這麽快得知河中府的情況，也是呂惠卿他們努力的結果。

二者一比，新法真香。

因為司法改革是要限制和分割官府的權力，同時引入一波新人入場，而王安石的司法改革，其實走得還是法家路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要加強官府的權力，只是會打擊到士紳階級的利益。

簡單來說，司法改革對於官員們而言，是純粹的損失，而新法對於官員們而言，只是得失之間的取舍。

必然是選新法。

當然，這部分官員是沒有範仲淹他們那種堅定的政治理念，他們之前就是保守派的那幫人，捍衛的是自身權益，在這基礎上，他們才會考慮到國家利益。

然而，如範存仁、蘇轍、蘇軾他們這些人，個個都是心懷抱負，有著很堅定的政治理想，他們就寧可受到司法改革的束縛，也不願意向新法妥協。

但這一類人畢竟是少數，由於大多數地方官員都支持，這個青苗法在京東東路推行的非常迅速。

很快就抵達登州。

登州的情況也跟濟南府差不多，先是面向鄉村放貸青苗錢，如果借出去的錢不多，官府再聯合鄉紳、地主，分攤這青苗錢。

範純仁得知之後，立刻就此提起上訴，這跟青苗法的規定不一樣，但跟他預想中的是一模一樣。

然並卵。

官府不可能判自己違法，直接表示這是官府政令，你們司法無權幹預。

再加上那些大地主、鄉紳也不是說完全是被逼的，雖然他們也有些郁悶，但也都是自己點頭答應，到底官府也只是給他們的是兩分利，只要以兩分利放出去，不虧就行。

這總比稅務司來要好！

相反，河中府的情況，就大不一樣。

韓絳的到來，確實重振官府威望，但也就是一個波峰，很快就過去，青苗法直接就變成以工代賑。

真正拿抵押物借錢的人，都跑去馬家解庫鋪。

相比起官府而言，大家還是更喜歡與商人合作，至少地位上大家是平等。

這聲勢是遠不如京東東路，就還是如平常一樣，沒有掀起太多波瀾，只是大家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這節奏在變快，大家都急著掙錢。

尤其是官府開始對外發放小面值的鹽鈔，進一步加劇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