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真人（第3/6頁）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面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麽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裏的這種非常復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配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32.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麽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匯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黨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仿佛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麽？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麽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麽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復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