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真人（第2/6頁）

當天警衛回憶當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順著屋檐往下流，流到鬥笠上，鬥笠濕了，從鬥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濕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綁腿上，綁腿濕了，鞋子濕了。

領導人在裏面的談話遲遲談不完。他們開門進去給領導倒水，門一開，兩位領導同志一句話都不說了，就看著他們，等他們倒完水退出去，門關好了才又開始說。所以警衛也沒有聽見這兩位領導同志在裏面談了什麽。

一直到第二天淩晨，周恩來同志騎馬返回瑞金，見到博古同志，就講了一句話：“他同意跟著走了。”

我覺得這句話雖然非常簡單，卻意義極其重大，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同志如果不跟著走，在蘇區能保證他的安全嗎？而如果毛澤東同志不走，那我們的長征是什麽樣的長征？紅軍能不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我們的結局又將如何？

恩格斯講過一句話：“歷史的必然通過大量的歷史偶然去實現。”不是說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它就是必然會成功，在這個過程中會經過許多路口，需要跨過許多急流險灘。

我們從這個問題上看周恩來，他不是對黨和軍隊的命運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嗎？而且像這樣的事情周恩來終生對任何人都沒有講過。

周恩來晚年病重的時候，葉劍英元帥當時就認定：周總理肚子裏要說的話很多，你們身邊工作人員一定要隨時準備好筆，把他說過的話一一都記錄下來，哪怕在昏迷中說的話也要把它記下來。周恩來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確實按著葉帥的要求準備好了紙筆，要把周恩來說的任何話都記下來。

結果一直到周恩來去世，警衛也好，護士也好，他們準備的筆都沒動過，紙還是一張白紙，一個字都沒有記錄。周恩來同志一輩子都是這樣以組織為核心，以組織的生命為核心，以組織的利益為核心。

他完全犧牲了自己。

這麽多年，我們一直講周恩來同志的貢獻，但一直都講得不夠。

周恩來同志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稱贊他。但也不光是稱贊，詆毀周恩來的話也有，像周恩來同志的“世故主義”，周恩來同志如何如何“不講原則”，周恩來如何“和稀泥”，這方面講的人也很多。

我覺得不管是稱頌的或者是詆毀他的人，都沒有認識到在中國革命若幹重大歷史事件關頭，周恩來同志作出的關鍵性貢獻。當時的黨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澤東的長征會是一個什麽樣子，當時的毛澤東同樣也不知道自己留下來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結果。

所謂的歷史真實，不是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安排好了的，我們走到這就是遵義會議，走到這就是延安，走到這就是天安門，沒有這樣的安排。全是什麽？全是人的努力、奮鬥、犧牲。

共產黨一步一步這麽走過來，在這其中周恩來表現了極大的歷史自覺。他通過組織，通過協調，把黨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個散射的手電筒的光芒變成一束激光。

組織協調工作當然不光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做的，但是周恩來同志是黨內最傑出的組織協調工作者。這點，我覺得是毫無疑問的。在長征之前那個晚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談話，它的結果決定中國革命命運。

31.周恩來巧解博古心結，毛澤東獲真正領導權

在長征的過程中周恩來與博古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麽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地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只言片語留下來。那麽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