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選擇（第3/11頁）

可是歷史就是這樣有規律地發展，無規律地跳動。

在歐洲，馬克思、恩格斯當初最看好的是德國革命，而不是俄國革命，結果是俄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

在亞洲，列寧、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國革命，結果中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獲得巨大成功。

那麽列寧、斯大林當時為什麽看好日本革命？因為日本工業最發達，日本工人階級最成熟，而且日本當時已經傳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論，怎麽看日本都比中國強。所以斯大林將日本看做是遠東革命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小杯子裏的小風暴；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瞎鬧，中國革命就沒有大希望。

這就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革命導師、革命理論泰鬥，包括當時的中國理論界，普遍的一個判斷。

但是，日本沒有發生革命，中國發生了革命，中國搞成了社會主義，這也是世界所預料不到的。

4.“南陳北李”缺席中共“一大”的史因

今天我們講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事後開講，因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讓我們在講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很難繞過她所具有的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歷史從來都是當局者迷的歷史，我們從旁觀者的視角去看，會更接近真實。

中國共產黨當年成立時的13位代表，從其參與籌建的曲折經歷來看，當初這個黨的成立，並沒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參加籌建這個黨成立的一些領導同志，對這個黨將來能有多大作為，能做出多麽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並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這裏面就包括我們經常講的早期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有“南陳北李”之稱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為何沒能出席中共“一大”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會議？我覺得這是中共黨史以及中共“一大”的一個遺憾。

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紀念館位於上海市興業路76號（原望志路106號），是兩棟磚木結構的兩層石庫門樓房，一棟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漢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棟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都是中共建黨早期的中堅人物，“一大”開會的時候，兩個人卻都沒有在上述兩個地方出現。

陳獨秀當時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廳長，“一大”開會的時候他正在籌款。陳獨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所以沒有來。

那李大釗為什麽沒有參加？

李大釗當時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期的終結，校務紛繁，無法分身。中共“一大”開會正值北大放暑假，當時李大釗在北京有個重要任務是什麽呢？因為當時北洋軍閥政府財政困難，停發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薪金，這八所高校就聯合成立了“索薪委員會”追討工資。“索薪委員會”負責人馬敘倫經常生病，主持不了會議，所以李大釗在“索薪委員會”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於開會，追討著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工資。

兩人當時都忙。

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什麽是歷史？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並非理想卻真實的歷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義並非一經發動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袁世凱也並非一出生就是“竊國大盜”，孫中山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對“南陳北李”來說，在舊中國劇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夥的組織一樣多，結社很平常，也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後的新中國。

常人可能覺出眼前的量變不一定能覺察到質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即察覺將要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質變。

所以孫中山有面對辛亥革命的遺憾。

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面對中共“一大”的遺憾。

中國今天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意義越來越大。那麽在當年誰看好這個黨？誰認為這個黨將來有大的作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讓人遺憾。

我們前面也講過，當時看好這個黨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產國際和當時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據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回憶，他當時參加“一大”時19歲，北京小組當時有兩個名額，李大釗是建黨發起人，有個固定名額；另一個名額屬於張國燾。張國燾當時已經去了上海，李大釗因“索薪委員會”無法抽身，去不了。劉仁靜回憶道：“李大釗去不了其實也輪不著我。”

北京小組當時還有一位資深的黨員鄧中夏和另外一位資深黨員羅章龍。鄧中夏和羅章龍兩個人是劉仁靜的入黨介紹人，倆人資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鄧中夏的意見，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鄧中夏不去輪到羅章龍了，羅章龍也不去。羅章龍為什麽不去呢？羅章龍要到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搞工人運動，也沒有時間去。劉仁靜在回憶錄裏寫道：“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地落在了我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