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崔老道捉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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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相當於1939年，那年氣候反常，黃河泛濫決口，到處都有怪事。成群的蝗蟲飛進城裏，遠看如同一朵朵黑雲，鋪了天蓋了地，把太陽都遮住了，見了人也不躲，直接往身上撞，天上地下到處都是，一擡腳就能踩死好幾只，估計是打山東、河南那邊飛過來的。黃河流域的蝗災自古不絕，很多地方為了避免蝗災保住莊稼，還特地蓋了“螞蚱廟”，裏邊供上“螞蚱神”，歷來香火不斷。可那是在鄉下，這種情況在城裏太少見了，平時家裏的孩子出去逮螞蚱，一天下來捉上半口袋那就不少了，哪見過這種陣勢？有些好事兒的，專門拿麻袋捉蝗蟲，根本不用費勁，站到街上隨手一兜就是半麻袋，捉完放油鍋裏炸了，一碗一碗地賣，也不貴，倆大子兒一碗。也真有膽大的人敢吃，別說味道還挺不錯，炸得又酥又脆，公的肉嫩母的子滿，嚼在嘴裏滿口留香。窮老百姓肚子裏油水少，平常見不著什麽葷腥，所以這東西大人孩子都喜歡吃，掏幾個大子兒買上兩碗當零嘴兒，也算是解了饞。

除了成群的蝗蟲遮天蔽日，反常之事還有不少，比如黃鼠狼子搬家。有居民趕早出去，天蒙蒙亮的時候打開門一看，大馬路上跑的全是黃鼠狼子，有大有小，神色慌張，凈是一家子一家子的。過去那會兒城裏的黃鼠狼子不少，可這東西知道躲人，偶爾才能看見一只兩只，從未有過成群結隊的，看見人也不知道避讓，直著眼滿處亂竄。你瞧它，它也瞧你，最後拿眼睛一看你，它走了，就跟沒事兒人似的，等天光大亮之後就逃得沒影兒了。人們議論紛紛，這可不是什麽好兆頭，怕是要出什麽大事。

隨後開始下暴雨，那真叫瓢潑大雨，密得看不出雨絲，直接從天上砸下來，下到地上起白煙兒。街上行人稀少，沒有天大的事誰也不趕這日子口上出去，各家買賣也都關了門閉了戶，窩在家裏頭不做生意了。有錢人家還好說，家裏存了米面油鹽，吃什麽有什麽，個把月不出門也斷不了糧。看天兒吃飯的窮人可崴了，每天都得出去掙嚼谷兒喂肚子，出不了門只得瞪眼挨餓。即使頂風冒雨出去了，也沒有活兒幹掙不到錢。崔老道那會兒租住在南市的一條胡同裏，也是個大雜院，從裏到外好幾十戶人家。

崔老道對門這戶，是以拉洋車糊口，洋車也有叫黃包車的，一個地方一個叫法，木頭車身，膠皮輪帶，天津人稱之為“膠皮”。這個拉洋車的又膀又壯、高高大大，長得也挺黑，大夥兒給起了個外號叫鐵柱子。為人老實本分，什麽手藝也沒有，但是人長得五大三粗，有膀子力氣，只能靠賣力氣吃飯，想湊錢買洋車可買不起，只得到車場子裏賃一輛，按天給車份兒錢，剩下的才是自己賺的。

要說這拉洋車也能掙錢，幹哪一行都有機靈的，那些會拉車的車夫，將洋車收拾得幹幹凈凈，用個小墊子鋪好了，讓人坐上去不硬不涼。自己穿得也利索，專門兒到車站、碼頭或者大飯莊子門口等客。眼神兒活泛，一般的人他不拉，喊他都不理你，假裝聽不見，知道你沒什麽錢，只揀看上去有錢的主兒；或者拉那些剛打鄉下進城，不熟悉道路的老客。有錢的高興了往往多賞幾個，要的是這個排場。過去講究的洋車都帶腳鈴，擦得鋥光瓦亮，搖晃起來“當啷啷”脆響。這腳鈴可不是拉車的用，是給坐車的預備的，一般就是一輛車一個腳鈴，講究點兒的一輛車安倆，一腳踩一個，再講究的安仨，一腳踩一個，手裏的文明棍兒杵一個，一路走一路踩腳鈴，叮叮當當招搖過市。這一趟車坐下來，比拉車的都累，那也高興，就為了顯示派頭兒。除了這種人，還願意拉外鄉老客，初到天津城兩眼一抹黑，哪兒也不認識哪兒，要多少他就得給多少，過橋都能賣他個橋票。這一天下來連油燈都不用帶，到了飯口就收車，掙上三四塊現大洋，交給車場子一塊，自己還能落下不少。

拉車有拉車的門道，首先說技術得好，抄起車把得是陰陽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後，這樣既容易轉彎，也不容易翻車。拉起車來講究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嘴勤會說話，見人下菜碟兒，把坐車的主兒說美了，明明是五毛錢的路，能要出一塊五來。天天在路上跑，萬一趕寸了撞上人，幾句話就能把事兒平了，這都是本事。可這幾樣本事鐵柱子身上是一門沒有，就是個榆木疙瘩腦袋、悶葫蘆嘴，而且他賃來的這輛車也是破破爛爛，車把斷了一根還是拿條扁擔續上的，成天拉著車滿城傻跑就是不上座兒，交車份兒錢都費勁兒，更別說掙錢了。家裏老爹老娘都上了年歲，就指著他一個人掙錢吃飯，窮得不像樣。本來就是吃了上頓沒下頓，這次又趕上連雨天，出不了車就沒飯吃，鐵柱子的老爹得了重病臥床不起，出氣多進氣少，這人眼瞅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