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爾文案件（第2/3頁）

“現在我告訴你們，當我弄清楚這些細節時，我真是絕望透頂。雖然我不是律師，或者說恰恰因為我不是律師，所以這件事簡直讓我怒不可遏。你們看啊，原告證人有智障，不僅如此，她都快五十歲了，明擺著快到更年期，在這種情況下，她說的話不是那麽可信。她是在晚上看到跳窗的人的影子的；後來我發現，當天晚上很暖和，但天色很暗，所以她根本不可能看清那個人。在黑暗中並不能準確辨識一個人的身高，對此我自己認真做過試驗。更糟糕的是，這個女人討厭弗蘭克·賽爾文這個小夥子，而且她的這種厭惡簡直到了歇斯底裏的地步，而原因是弗蘭克曾經取笑過她，在她看來那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還有一點，蘇菲姑媽不喜歡她的妹妹，也就是賽爾文太太，實際上她們彼此不說話。那個老女傭曾給弗蘭克的母親起過各種各樣的諢名。如果蘇菲姑媽說弗蘭克曾經威脅過她，那也許是這個老女傭為詆毀弗蘭克的母親而在蘇菲姑媽面前講的壞話。說到弗蘭克，他是一個資質平庸的年輕人。他在某個公司做職員，有一個女朋友，他為女朋友寫過一些肉麻的信件和糟糕的詩句。他負債也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過錯，為此他變得非常脆弱，開始酗酒。他的母親是個可憐的女人，但也是好人的典範。她罹患癌症，貧窮和不幸的遭遇更是讓她的生活雪上加霜。這就是我做過進一步調查後所了解的情況。

“當然，你們不知道當時處於全盛時期的我是怎麽樣的。只要我發起脾氣來，任誰也攔不住。後來我給報紙寫了一系列題為《弗蘭克·賽爾文案件》的文章。我逐條說明那些證人有多麽不可信，尤其是原告證人。我分析了明顯的矛盾之處以及某些帶有偏見的筆錄供詞，證明了認為原告證人能認出罪犯有多麽荒唐，還指出法官不稱職的表現以及檢察官不文雅的煽動之辭。但是我認為這麽做還不夠。我動真格了，開始攻擊整個司法行政體系、刑法典、陪審制度以及無情和自私的社會秩序。別問我這引起了多麽大的反響。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個名人，年輕人都站在了我這一邊。事實上，一天晚上在法院門前還舉行過一次有秩序的示威活動。後來賽爾文的辯護律師急匆匆地跑來見我。他認為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因而心亂如麻。他說他已經對判決提起上訴，賽爾文一定會減刑，改判為數年的監禁。但是現在上訴法院不可能向民眾屈服，因而會駁回他的上訴。我跟這位值得尊敬的律師說，我不只關心賽爾文的案子，我還要維護真理和正義。

“賽爾文的律師預料得沒錯。上訴被駁回了，但法官被迫退休。哎呀，接下來我就發起更猛烈的攻擊。我告訴你們，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認為當時我的所為是一場神聖的正義之戰。噢，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從那時候起已施行了多項改革，你們必須承認我有那麽一點兒功勞。當時全世界許多報刊都報道了賽爾文案件。我曾在酒吧給工人演講，也曾在國際會議上面對各國代表團發表講話。

“在那個時候，‘改判賽爾文案件’就像‘杜絕戰爭’、‘爭取婦女選舉權’等國際性口號那樣流行。賽爾文的母親去世時，有一萬七千人跟著那位幹瘦老太太的靈柩為她送行。在她下葬之前，我做了一番對我而言空前絕後的演講。你們知道嗎？靈感是一種神秘而奇妙的東西。

“這場戰役持續了七年，它是我成功的因素。為我贏得世界聲譽的不是我的著作，而是賽爾文案件。我知道，我有‘良知代言人’、‘真理騎士’等這樣或那樣的名頭。這些東西中會有一部分留在我的墓碑上。毫無疑問，在我死後，學校讀本會傳頌倫納德·烏登的真理之戰，這樣的傳頌會持續十四年左右，再往後恐怕就沒有人記得這件事了。

“在這場戰役的第七年，原告證人安妮·索拉去世。她在去世之前說了一番話，她泣不成聲地承認了自己的良心不安。她說她曾在審訊中做了偽證，其實她並不能確定那個跳窗的殺人犯就是弗蘭克·賽爾文。好心的牧師把這些話告訴了我。那個時候我更老道了一些，所以沒有在報刊上披露這件事情，而是把那位善良的牧師帶到司法當局。還不到一周就有指令下來說要重審弗蘭克·賽爾文。還不到一個月就安排了新的陪審團來審理弗蘭克·賽爾文案件，最有名望的律師免費為賽爾文辯護，將訴狀駁斥得體無完膚。檢察官建議陪審團宣判弗蘭克·賽爾文罪名不成立，陪審團最終也一致判決弗蘭克·賽爾文無罪。

“是的，這就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勝利。我的其他成功都不能讓我這般喜悅，同時又帶給我一種空落落的感覺。實話說，我開始想念賽爾文的案子，它在我的心裏留下了一個缺口。那天審訊結束後，傭人過來告訴我說有位先生想跟我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