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夏天的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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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剛過,電話便打過來了,達格利什走出倫敦警察廳,穿過維多利亞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霧霾之中,這霧的確兆示著今天又是一個炎熱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難地找到了那個地方。這是一幢高大的紅磚建築,位於維多利亞街和赫斯費利路之間,雖然不是特別破舊,但看起來使人很壓抑、很沉悶。它是一幢實用的長方形大樓,正面凹陷進一列不成比例的窗戶。沒有電梯,他毫不猶豫地走上三段鋪著亞麻油氈布的樓梯到達頂層。

樓梯平台處發出一股汗酸味。房間外面,一位身體臃腫的中年胖女人,系著一條花圍裙,正在勸說一個值勤的警察。她的聲音就像那種患腺體腫大的病人特有的哀鳴聲。達格利什走近時,她轉身向著他,滔滔不絕地誇張地發出一連串的抗議和聲訴。哥爾德斯特恩先生要說什麽?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間房子來。只有經過房東太太的同意她才能這樣做。現在這間房,想都不要想。

他從她身旁走過,一聲不吭地走進房間。這是一間正方形的屋子,裏面非常悶熱,散發出家具拋光油的氣味,室內刻意的裝飾還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樣式,滿眼是當年厚重韻味的象征品。窗戶開著,帶花邊的窗簾也拉開了,但是空氣還是不流通。警務醫官和隨從警察,兩人都是高個子,似乎已經把這裏所有的東西都用過了。

又是一具屍體呈現在眼前,只是這一具不在他的職責範圍內了。他只需要看一看,仿佛在核實一個記憶。看著躺在床上那具已經僵硬的屍體,他以一種置身事外的興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懸在身體的一側,長長的手指屈曲著,一個皮下注射器還插在衣袖內側,就像一只金屬制的昆蟲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進了柔軟的肌肉中。死神一點不曾把她的個性消除掉,至少目前還沒有。不久之後這具軀體也會腐爛,死神會在上面盡情侮辱,使它尊嚴喪盡。

警務醫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襯衫,滿頭大汗,不斷地解釋著,仿佛擔心自己做錯了什麽事。他從床邊轉過身來,達格利什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講話:“因為蘇格蘭場離這裏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寫給你個人的……”他猶豫地停住了。

“她給自己注射了伊維派。第一封信上講得很清楚。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殺案。這就是為什麽警察不想給你打電話。他認為不必麻煩你過來。這裏真的沒有什麽有趣的東西。”

達格利什說:“我很高興你還是打了電話。這算不上麻煩。”

有兩個白色的信封,一個封了口,是寫給他的,另一個沒封口,上面寫的是:“有關人員收。”他不知道她寫下這句話時是否笑了。當著警務醫官和警察的面,達格利什打開了信封,字寫得堅定有力,墨跡很濃,筆畫長而尖。他很吃驚地想到這還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筆跡。

他們不相信你,但你是對的,是我殺了埃塞爾·布魯姆費特。這還是我第一次殺人;你應該知道這點,這很重要。我給她注射了伊維派,等一會兒我也要對自己這樣做。她以為我給她注射的是鎮靜劑,可憐的、輕信的布魯姆費特!如果我給她尼古丁,她也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樣的。

我以為我能為自己開創一種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許我生活在失敗之中。我不後悔我做過的事。這對醫院、對她、對我都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我是不會因為亞當·達格利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則的化身而被嚇住的。

她錯了,他心想。他們沒有不相信他,他們只要求他找出證據來,這也是合情合理的。雖然他繼續調查這個案子不松手,仿佛它是他個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當時和後來還是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她什麽都沒有承認,而且任何時候都沒有一絲一毫的驚慌。

希瑟·佩爾斯、約瑟芬·法倫和埃塞爾·布魯姆費特案件的重新調查也幾乎沒留下什麽不清楚的地方。或許驗屍官感覺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測。庭審時他和陪審團坐在一起。陪審團中有人向證人提出質問,他沒有試圖阻止,甚至也沒有企圖控制整個進程。伊爾姆蓋德·格羅貝爾和施泰因霍夫的事終於公之於眾,馬庫斯·柯恩先生和達格利什坐在法庭後排一起聽著,他的臉因痛苦而變得鐵青。庭審過後,瑪麗·泰勒走過房間來到他面前,向他遞交了辭職信,沒說一句話就轉身走了。就在那一天她離開了醫院。那件事對於約翰·卡朋達來說就算是結束了。再沒有什麽消息傳出來。瑪麗·泰勒自由地走了,自由地找到這個房間,找到了她的死亡。

達格利什向壁爐走去。這個小小的火爐用膽汁一樣的綠色瓷磚砌成,裏面放了一台沾滿了灰塵的風扇和一個果醬瓶,裝了幹樹葉。他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拿出來,他知道警務醫官和那個穿制服的警察正面無表情地看著他。他們對他的舉動有何想法呢?把證據毀滅?他們為什麽要操心呢?他們還要給案件做出摘要,紙已經準備好了,這將作為證據,存入档案以作備忘。這封信只與他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