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第5/15頁）

醫院比想象得要安靜，掛號處的窗口已經關閉，走廊裏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標語，與街上的不同，這裏是指名道姓，有的是破口大罵，有的是繪聲繪色。

“撕開反動學術權威沈雲錫的偽善面目！”

“聽！沈雲錫的醫藥箱裏傳來發報機的滴滴聲……原來他是台灣潛伏特務，代號114”

“打倒沈雲錫！踏上一萬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張魯豐公然說《海瑞罷官》是部好戲！火燒張魯豐！油炸張魯豐！”

“張魯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湯國年借行醫之名散布大毒草，公然支持三家村！革命群眾們！火速行動起來，砸爛湯國年的狗頭！”（注：“三家村”是指文革初期，全國批判北京市長吳晗、市委書記鄧拓、統戰部長廖沫沙等三人，“三家村”事件被認為是文革的導火索）

彭七月一路走一路看，漸漸看出了門道：小小的斜橋地段醫院冒出來兩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紅鐮刀”，另一支叫“疾風暴雨”，它們旗鼓相當，都自詡是最紅最紅的革命派，怒斥對方是“保皇黨”，鬥來鬥去。但寫在墻上的沈雲錫之流，人人得而誅之，“紅鐮刀”鬥完了，“疾風暴雨”拉過去接著鬥。

走廊拐彎處，彭七月不慎撞上一個人，出於習慣，說了聲“對不起！”

對方沒有反應，楞楞地看著他，彭七月這才看清楚，對方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步履蹣跚，臉頰上青一塊紫一塊，嘴唇邊凝結著幹涸的血跡，估計剛剛挨過一頓拳腳。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裝，打著兩片補丁，胸前別著一枚毛主席像章，戴著袖套，拿著掃把，正在低頭掃地。

彭七月剛想跟他說話，忽然想起來，那個年代兩個人對話前，必須象特務接頭一樣“對暗號”，於是掏出紅寶書喊了句：“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

對方趕緊掏出毛主席語錄揮了兩下，一邊用腳跺地面喊：“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對暗號”結束，彭七月才問道：“師傅，才下午三點不到，就停止看病了？”

對方老老實實回答：“有最高指示下達，革命職工都集中到三友實業社的大禮堂開歡迎大會去了。”

三友實業社，解放前是日本人開的紡織廠，後來改為上海毛巾十廠，是附近最大的工廠。

“你是誰？”彭七月問。

“我叫張魯豐，以前是院長兼黨支部書記。當然我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篡權者、陰謀家。現在我是黑五類、臭老九、牛鬼蛇神，是頭上長瘡、腳底流膿的壞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說話，因為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萬一被他們看見，不光我有麻煩，你也吃不了兜著走。”

彭七月拍拍胸脯說：“阿拉是響當當的工人階級，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瞞你說，我是慕名而來找沈雲錫看病的，他人呢？”

張院長苦笑了一下，指著墻上的大字報說，“沈雲錫是本院的頭號反動學術權威，又是資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會擔心他利用手中的經絡針、拔火罐、煎藥罐——別小看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兒，被壞人拿著也可以當作兇器——向革命群眾瘋狂報復，所以早就被剝削了行醫資格。

他看了看周圍，沒有人，就繼續說，“象他這樣的三反分子（注：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簡稱），本院還有十多個，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都屬於嚴控對象，參加了學習班，每周一三五匯報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禮拜二，他應該在家裏閉門思過，但必須隨叫隨到，對我們的批鬥是不定時的，造反派的時間表就跟他們的面孔一樣，說變就變……”

說到這兒，張院長意識到自己說得太多了，擔心禍從口出，趕緊閉上了嘴。

5

彭七月在大同中學門口乘上66路，車廂裏也懸掛著毛主席像。彭七月掏出五分錢硬幣買了車票，看著售票員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給自己，票根上印有無產階級鐵拳砸爛資產階級的宣傳畫，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來，留作紀念。

他有點累了，拖著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後車廂的鏈接部位、俗稱“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來，打算歇歇腳，沒想到只開出去兩站，蜂擁上來一群紅小兵，也就小學四、五年級，紅撲撲的小臉蛋映襯著手裏的紅寶書。他們當然不用買票，要所有的乘客從座位上站起來，隨他們高唱一段：

“革命的雞下革命的蛋，

革命的同志坐革命的車，

革命的車上唱革命的歌，

誰敢不唱革命的歌，

馬上就讓他滾下車！

滾他媽的蛋，滾他媽的蛋，滾他媽的蛋蛋蛋蛋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