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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芬搖搖頭。

“簡單說，就是催眠師或心理醫生在治療過程中，通過暗示手段在患者腦海中植入一段錯覺情境。”沙儷說，“20世紀90年代，美國曾出現過一股‘全民受虐潮’，成千上萬的美國婦女在催眠師的‘治療’下，回憶起自己童年時代受到親人的性侵犯，導致大量的人入獄、無數個家庭解體。華盛頓大學的著名認知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洛夫特斯教授經過研究證明，其中絕大部分‘受虐記憶’純屬子虛烏有，是在催眠師具有暗示性的提問中形成的——催眠術能導致人進入一種高感性狀態，思維和心理活動在這種狀態下很容易被誇大、控制和扭曲，甚至無中生有。比如你反復問一個催眠狀態的女人‘你小時候被父親撫摩過幾次陰部’？那麽即便是根本沒有過這種事，這個女人也會將兒時父親給她洗澡回憶成性侵犯——這就是所謂的‘醫源植入性記憶’。”

“人的記憶，有那麽脆弱嗎？”郭小芬有點不相信。

“比你想象的脆弱得多。”沙儷說，“伊麗莎白·洛夫特斯教授曾經做過一個著名的‘超市走丟實驗’，她找了一群從8歲到42歲的受試對象，問一個相同的問題：你還記得你5歲時在超市走丟的事情嗎？所有的受試對象起初很困惑，但在提問者堅定有力的提問下，所有的人都‘回憶’起了根本不存在的走丟事件，甚至回憶出超市的名字、父母焦急尋找的樣子，甚至電梯的鈴聲和警察用棒棒糖哄自己不要哭……你看，我們就是這樣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書籍、報紙、雜志、電視、講座，都在某種程度上制造著一個又一個虛擬空間，使觀眾分不清事實和虛構，產生並不存在的記憶，假如這種記憶又是‘集體共識’——就是說你身邊的人都‘記起了這件事’，那麽你就更加容易堅定‘這件事確實發生過’。”

郭小芬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了那次健康講座：《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的合唱，三位“我國醫學界的泰鬥級人物”，還有一擁而上的搶購……

“當然，催眠術本身並不是壞事，讓失憶患者進入恍惚狀態，在極度放松中慢慢回憶，確實有助於其及早恢復記憶。但是凝卻使用了一種可怕的手段，那就是植入記憶扭曲編碼。”沙儷把凝實施催眠的方法和過程對郭小芬詳細講述了一遍，“我也學過一點點催眠術，但最初並沒有意識到問題在哪裏，因為凝植入的第一句是‘我是受害者，香茗一定會原諒我’，表面上看這句話毫無問題，但是我忽略了一點——”

“你忽略了什麽？”郭小芬盯著她的眼睛問。

沙儷說：“我忽略的是——這句話其實不是凝植入的第一組記憶扭曲編碼。”

一陣旋風，在車窗外打了個極響的哨子。郭小芬不寒而栗。

沙儷接著說：“第一組記憶扭曲編碼，其實早在第一次治療結束時就植入了，那句話是這樣說的：‘無論發生了什麽，我都不能逃避，否則痛苦將永無休止，我要努力回憶，罪行才能破解。’我後來想起，凝在說這句話時，最後四個字說得很重，這裏她玩弄了一個魔術手段，一個障眼法，她讓我誤以為她要強調的是‘才能破解’，其實不然，她在劉思緲的記憶裏真正植入的是這樣一個斷句——我要努力回憶罪行，才能破解！”

“啊！”郭小芬忍不住驚叫了一聲。

沙儷長嘆：“這兩組記憶扭曲編碼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這樣一句話：‘無論發生了什麽，我都不能逃避，否則痛苦將永無休止，我要努力回憶罪行，才能破解，我是受害者，香茗一定會原諒我……’凝像刻盤機一樣把這句話刻在了劉思緲的記憶裏。接下來，她又給劉思緲施壓，使她喊出‘我要殺了你們’的潛意識！這樣一來，即便是我都懷疑劉思緲是殺人真兇了。我敢說，在我被帶走審查之後，凝一定還植入了更多的記憶扭曲編碼，比如‘我才是殺人兇手’之類的。”

“她為什麽要這麽做？”郭小芬喃喃地道。

“這個我就猜不出了。”沙儷說，“小郭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沒有把劉思緲的消息透露給健一公司，我還奇怪呢，我剛剛接手劉思緲的治療，健一公司那個公關事務部的主任王慧就打電話找到我，讓我寫篇稿子講保健品在精神病患者康復中的作用。我很不客氣，告訴她服用保健品對精神疾病毫無作用，她還是讓我寫，稿子剛發給她，就告訴我稿費打了過來，我查了沒有，還催了一下，不知道為什麽直到我被審查那天上午才打到我的賬戶上，還那麽多錢……”

“凝豈止是給思緲做了催眠，她把咱們都催眠了！”郭小芬憤恨地說。

凝是名茗館的館主，凝是楚天瑛親自“求來”的救星，凝從一開始就引她注意沙儷的用藥，凝永遠是一副善解人意的溫婉姿態……這一系列行為形成一個巨大的“場效應”，使最擅長觀察和獨立思考的自己，也對凝報以絕對的信任，成了受人利用的一顆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