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27

我獨自坐在博德魯姆一條小街的平價旅館內,寫下我臨終的遺囑。遺囑中必須決定一批寶貴畫作的去處—這批收藏品,會是大部分美術館館長願意舍命以求的。

整批收藏至今仍原封不動。雖然我已經在那個安靜的茶葉倉庫裏度過許多時光—流連在一架架高聳的畫作間,拉出那些數十年沒人見過的傑作欣賞—但我從來沒有賣掉任何一件。這些作品是比爾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對它們以及其中所代表的財富,我的感覺還不夠真實,實在還沒辦法應付。

但是,很奇怪的是,現在我要在臨死前處理這批收藏,卻並不為難。我想,答案在我心底已經醞釀了好幾個小時,甚至更久了。

我在遺囑中寫道,我希望讓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挑選一百幅畫作,條件是要放在常態展示區。我還交代,多年前我和比爾到斯特拉斯堡所取得的那沓羅森博格的早期素描,也要捐給現代藝術博物館。然後我描述在納茨維勒死亡集中營所看到的那張照片:一名農婦帶著子女走向毒氣室—這張照片多年來常常出現在我的夢裏—同時請求博物館去取得這張照片的復制品。

我在遺囑裏說,剩下的畫作,以及儲藏的倉庫,就全部賣掉,收入捐贈給專門收容羅姆人(或一般通稱吉普賽人)孤兒的“威廉·莫道克之家”。

接下來是最困難的一部分。在遺囑的結尾,我說,在陳列那一百件畫作的展覽廳入口,我希望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做一個小展示,展示內容包括羅森博格的那批素描,死亡集中營的那張照片,以及這段致敬辭:“獻給紐約人民,以紀念比爾……”

我呆坐不動了好久,然後放下筆。接下來我不確定還要說什麽,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字句向比爾的回憶致敬。我想到多年前我們開車駛過佛日山脈的松樹林,想起毒氣室裏潛伏的邪惡,我再度感覺到自己主動牽住他的手時,所感受到的他的力量,我看到他低下頭望著我時雙眼中的快樂,忽然間,我知道說什麽對他意義最為重大了:“獻給紐約人民,以紀念比爾·莫道克—他鐘愛的兒子斯科特遺贈。”

最後我指定公園大道的律師芬拔·漢若亨,以及美國總統詹姆斯·鮑瑟哲·葛洛弗納擔任我的遺囑執行人。我想,如果我要為我的國家而死,那麽至少總統可以幫我做到這件事。

我打電話給樓下櫃台,聽到那個年輕的當班經理睡意蒙朧的聲音,然後我請他來我的房間。我沒讓他看到文件的內容,只讓他見證我簽字,然後我把遺囑裝進信封裏封好,在上頭寫了芬拔的地址。

我把這個信封又裝進另一個信封,在上頭寫上班的名字,外加一小段話:“如果我死了,等你回到紐約時,請將裏面這封信親手送到。”

我把這封信塞進布瑞德利黑暗房間的門底下,回到我自己房間。我鎖上門,脫掉鞋子,和衣躺在床上。在黑夜的靜默中,一首老詩中的兩句忽然浮現腦海,雖然詩名和作者我都不記得了:

我睡覺時,夢到人生一片美滿,

我醒來時,發現人生盡是承擔。

人生是承擔。就像要去作戰的軍人,我想到自己即將面對的戰鬥。老實說,我並不指望成功或榮耀,只期盼自己能表現得高尚而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