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26

這棟大宅原來不叫“法國屋”，一開始不是。當初蓋好的時候，大戰才剛結束，大宅的名字是法文LaSalled' Attente，意思是“等待屋”。等待什麽？我很好奇。

這會兒我和經理一行人坐在一樓露台通往草坪的階梯上，愛琴海在我們面前展開，溫暖的微風拂過我們上方的棕櫚樹。那些人拿出他們的午餐，堅持要我分享他們的橄欖、奶酪和柴烤面包。後來我還得拿出聯邦調查局的徽章，跟他們說值勤時禁止喝酒，才總算謝絕了葡萄酒和茴香酒—他們好像每一口食物都要配上一口酒。我很高興他們在午餐之前就把鏡子從墻上拆下來。

我們的對話一片混亂，但不是因為酒。所有人，包括那個經理，對於這棟大宅的歷史都有自己的版本。他們都不夠老，沒親眼見識到當初蓋的時候，所以他們的版本，都是從祖父母輩說的故事聽來的。

他們全都一致同意的，就是這棟房子是一個女人蓋的。根據我的判斷，應該是在1946年，當時二次大戰才結束一年，有七百萬人死亡的德國還是一片廢墟。根據老一輩的說法，那個德國女人的家族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把資產轉到瑞士去，因此她的財富完整無缺。或許這是真的：有些德國人的確做了這樣的事情—去問瑞雪盧私人銀行的那些人就知道。

大家的一致說法是，當時那個女人搭飛機，來到米拉斯只有一條青草跑道的小機場，轉搭汽車，在午餐時間過來看了這塊地，兩小時後又搭飛機離開。過了幾個月，一組建築團隊就來到這裏。

當時博德魯姆沒有什麽馬路，因此所有的工匠和工程師，還有建築材料，都是由駁船運來。那些建築人員很憔悴，全都是德國人。他們建造了工人宿舍和一個野戰廚房，跟村民完全不來往，原因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兩年後，房子蓋好了，最後一批工人拆掉了他們的簡單工棚，完成了花園造景，然後離開。他們來過所唯一留下的痕跡，就是懸崖底部那個小海灣，只有開船才能進入。那是駁船的停靠處，而且他們每天晚上都在那邊遊泳。“這片沙灘，”那個經理說，“我們博德魯姆人就稱為—”

“德國海灘。”我說。

那些人告訴我，盡管花了那麽多錢辛苦建造，但沒有人住在這棟大宅裏—至少不是永久性的。一開始，每隔幾個月，屋內的燈光會亮起，然後持續一星期之類的，接著又是一片黑暗。大家都猜測這裏是個度假別墅，但精心種植的樹木和這片土地的隱私性，讓當地人根本無法看到那些來暫住的度假客一眼。

等待屋，我再度想著—好奇怪的名字。“那為什麽會改名呢？”我問他們。

那個經理大笑，不必問其他人。“非常簡單，”他說，“LaSalled' Attente的發音對當年的漁夫們來說實在太復雜了，念不出來。他們聽到時知道是法文，所以他們就聳聳肩，說那是‘法國屋’。多年下來，就慢慢流傳開來，所有人都喊這個名字了。”

那些人說，過了兩年，樹蔭長得愈來愈濃密，別墅似乎陷入長眠，後來就每隔好幾年才會有人來住。

然後，觀光業改變了這片海岸，一開始很慢，後來愈來愈快。港口裏冒出許多遊艇碼頭，岬角上也蓋了其他漂亮的別墅。然後，大約八年前，一個沒有人認識的男人來到這裏，打開了那棟大宅的門。幾個星期後，一組組來自海外的裝修工匠抵達，開始整修這棟豪宅，甚至還裝設了最先進的安保系統。終於，這座“法國屋”在21世紀煥發了新的生機。

那個夏天開始的幾個月前，一個當地的房地產經紀人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該讓這棟豪宅賺點錢回來了：現在度假人士可以租“法國屋”了，一星期租金二十萬美元。

對於這個驚人的數字，在場的人露出微笑，聳了聳肩沒說話。

“當初蓋這棟房子的那個女人，她是誰？”我打破沉默，想著那兩個納粹黨徽。

他們搖搖頭：這是個謎。那經理看了看手表，跟大家說他們最好開始把鏡子搬上卡車，否則就無法準時送到機場了。大家塞好酒瓶的軟木塞，站起來走向露台。

我轉身走向花園。走到一半停下來，回頭看著大宅。這棟房子果然很不祥，我當初在車道上第一眼看到的印象是對的：蓋在這裏的目的是為了隱私。但為什麽叫等待屋呢？多年前短暫來這裏居住的那些人，他們又是誰呢？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想到—也許是因為那片廣闊的海面，也許是因為遠處海平面出現的一艘貨輪—但我已經學會相信自己的直覺。一艘船，我心想。他們等待的就是這個：一艘船。

那個經理來到露台，朝我揮揮手。“鏡子已經裝載完畢了，”他喊道，“我們現在只需要你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