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22

要不是因為一個紅綠燈，我永遠也不會想到那個點子。

我開著車離開了南邊的海岬，來到市區近郊，此時正是餐廳轉換成酒吧的時分，女人們開始想換掉高跟鞋，平常不喝酒的夫婦開始會多點一杯茴香酒。

那個紅綠燈位於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一個角落是夜店，另一個角落是工地。我靠近時，燈號正由綠轉紅，我本來可以闖過去的，但因為路上有太多肆意橫行的機動腳踏車，眾多的行人又都處於微醺狀態，於是我決定不要冒險了。

等待綠燈時，我望向那個工地，在眾多支持各種政黨的塗鴉中，有一張破爛的廣告海報，宣傳著勝利日晚上所舉辦的一個戶外通宵電子音樂派對。海報上以設計手法畫著海港，海岬的尖端是“法國屋”，上方有個巨大的“磷彈”爆開來。其實那是鎂粉，我百無聊賴地想著，回憶起以前在考菲德學校上過的化學課。早年攝影師用的閃光燈，也是用同樣的材料，我心裏繼續想著。

然後我忽然有了一個念頭，但實在太異想天開了，我還得重復跟自己說一遍。說完之後，感覺上似乎更誇張了。

我知道煙火開始施放時，道奇是在他的書房裏—庫馬利這麽說，而且沒有證據推翻這個說法。這表示當那些鎂在落地玻璃窗外爆出亮光時，他是坐在皮革安樂椅上，後頭有兩面大鏡子。我心想，鎂和鏡子，這兩個看似不相幹的元素，或許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證據。

我太專心想著這個主意，因而花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後頭的車子在拼命按喇叭，原來綠燈亮了。我踩下油門，同時一手翻著庫馬利給我的档案，找到了一張給法醫的字條，上面有她的手機號碼，然後我掏出自己的手機。號碼按到一半，我這才想到，一個帶著六歲孩子的女人可能不會高興自己被吵醒，何況這麽晚了，她什麽事情也做不了。

於是我決定開回旅館，上網去找意大利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The Uffizi Gallery）的首頁，寫電子郵件給上頭登的每一個網址，緊急要求協助，並附上我的手機號碼。

烏菲齊原來屬於梅迪奇家族所有，是歐洲最偉大的美術館之一，收藏了全世界最頂尖的一批文藝復興繪畫。小時候比爾和格蕾絲曾帶我去過六次，我最難忘的一次，是有回比爾安排我們去參觀館長謙卑地稱之為他們的“工坊”：一個傲視大西洋兩岸的藝術品修復處。我現在需要的，就是那個工坊的設備，而且我希望，當博物館員工明天一早去上班時，有人會把我的電子信轉交到適合的人手上，讓他們聯絡我。

我開到旅館門口，停好車，走向櫃台去拿我的房間鑰匙。那個經理遞給我一個信封。

“希望裏面的消息，不是那種會害布洛迪·大衛·威爾森先生很悲傷的。”他說。信封沒有封口，我猜想他已經看過裏面的內容，於是幾乎可以確定，裏面的消息一定會害我很悲傷。

結果沒猜錯。信是蕾拉·庫馬利寫的，說她已經跟上司們報告，討論過我希望道奇死亡調查延後結束的“請求”。

“在檢視過档案和所有相關文件後，我的上司們決定，這個調查沒有任何延後的理由。”

她說警察局長和局裏的資深警官判定，這個案子很清楚是“意外事故死亡”，因此，档案必須在明天上午送交到安卡拉，道奇的屍體也會發還給他的遺孀安葬，同時先前所扣押的那些朋友和熟人的護照，也將全部發還，準許他們可以隨時離開。

“博德魯姆警察局感謝你對本案的關心，也很榮幸能提供聯邦調查局任何可能的協助。”她寫道，“我們之前所提供的資料副本不必歸還，您可以自行保留。”

難怪庫馬利早上有點太輕易投降了。我思索著土耳其警方是不是真會照他們的決定做：聯邦調查局的人沒有必要留在博德魯姆，這個案子不可能重啟調查。遺體將會發還家屬，潛在的證人會離開到世界各地。我想立刻打電話給庫馬利，但更冷靜的直覺占了上風。我可以到明天早上再打給她，現在最優先的，就是聯系烏菲齊美術館。

那個經理仔細觀察著我，於是我告訴他，人生充滿了悲傷，但布洛迪·大衛·威爾森對這類問題並不陌生。要命，我累得都開始學他講話了。然後我回房間，寫完了一堆給烏菲齊美術館的電子郵件之後，就只想爬上床睡覺。

但我還有一通電話要打。我把電池塞進手機，打給班·布瑞德利，告訴他土耳其警方相信道奇的死是意外，正要結束調查。

“耶穌啊。”布瑞德利說。

“是啊。不過他們搞錯了。我正在想辦法讓他們不要結案，但你最好讓另一個相關單位知道這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