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9

世上那麽多人的那麽多死亡中，我們偏偏挑上了道奇的這樁。原先好像是難得的好運，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由於他的死亡顯然是一樁意外，我也就沒有什麽可以調查的了，而既然沒有什麽可以調查的，布洛迪·威爾森還不如搭上飛機回家。蕾拉·庫馬利警探這點沒有說錯。

我幫自己爭取到了幾天，但根本不夠。我離開警察局時，心裏再度想著，每回害你出錯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而認可的假設。“低語死神”和我當初該更深入研究，問我到底打算查些什麽。平心而論，當初做決定的時候，我們很累又很絕望，而且在大部分的狀況下，一個二十八歲青年墜落在海濱巖石上的命案，看起來是值得調查的。但借口沒有用，我們把未來賭在這樁案子上，結果也付出了代價。

問題是：那我該怎麽辦？簡短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不過我有個辦法處理壓力，那就是走路或工作。博德魯姆給了我機會可以兩者兼顧，我也提醒自己，我主要的任務—或至少是任務的第一步—就是逐一確認舊城區裏公用電話亭的位置。

於是我從背包裏拿出那個安裝了特殊照相機的手機，把電池塞回去，在街道盡頭右轉。我照著我腦袋裏面記得的地圖，快走了五分鐘後，至少把那種焦慮感降到可以控制的程度，此時我來到搜索區域的邊緣。

我在心裏把舊城區劃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打算慢慢往回走，決心不要漏掉任何可能的目標。這並不容易，因為博德魯姆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個寂靜的小城，居民人口大約五萬，但在夏天的時候，人口會暴增到五十萬。即使現在是夏天的尾聲了，街道上還是擠滿了度假旅人、湊熱鬧的觀光客，還有大量靠這些遊客討生活的人。

我經過無數販賣土耳其皮制涼鞋、珍稀波斯地毯的商店，這些商品幾乎全都是中國的工廠制造，再經由陸路運過來。每一百碼就會出現一家發出香味的酒吧，主要提供中東地區稱之為meze的下酒小菜（在西班牙則稱為tapas），而且無分日夜、任何時段都高朋滿座。

每回我看到電話亭，就會停下來拍照，而且相信我手機裏的軟件會把照片下載到地圖裏，記錄下確切的位置。中間我買了個包烤肉的口袋餅，坐在一棵藍花楹樹下的長椅上吃。吃了幾分鐘，我才望向旁邊那家商店的櫥窗。裏頭展示著一批很出色的薩克斯風和經典電吉他。我走到門口，看著黑暗如洞穴般的店內。

這類店我特別偏愛，但現在很少見了。店裏的一側被一沓沓活頁樂譜、一架架唱片，還有一箱箱音樂CD占據了，如果裏面有八軌錄音帶，我也不會驚訝。店內的另一側展示著樂器—夠多的吉布斯（Gibson）吉他和芬得·斯特拉多卡斯特（Fender Stratocasters）電吉他，足以讓任何搖滾迷微笑—還有許多土耳其民間樂器，我不曉得叫什麽，更不曉得那些樂器會發出什麽聲音了。

站在櫃台後面抽煙的那名男子四十來歲，從破爛的牛仔褲和迷蒙的雙眼看來，他也是個樂手。他揮手示意我進去。如果換作別的時間，換作別的人生，我會進去耗上幾個鐘頭，但我只是朝他攤手，無言地道歉，然後繼續進行手上的工作。

接下來幾個小時，我在觀光客商店外和街角小市場外拍了許多公用電話的照片，又等了好久才穿越一條主要的大馬路，去拍攝一個離碧辟（BP）加油站十碼的公用電話亭。一路上，我發現至少有六個公用電話看起來像是從別的國家運進來，然後非法接上了當地的電話線。難怪土耳其電信公司沒有這些電話的記錄。

到了傍晚，我來到一處小小的公共廣場，覺得腳酸又口渴。我在一間露天小餐館坐下來，第一個念頭是點一瓶土耳其當地的埃弗斯（Efes）啤酒，但幸好，我還有某種程度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憤怒又絕望的心情下，可能不會只喝一瓶而已。於是我點了咖啡，接著就展開我逃避了一整天的工作：打開背包，拿出有關道奇命案的档案，開始檢視“低語死神”和我碰上的大災難。

二十分鐘後，我很確定土耳其警方的調查出了嚴重的大錯。關鍵不是證人訪談、鑒識檢驗或監控影片分析，而是毒物檢驗報告。

這份報告跟其他很多档案一樣，都為了卡梅隆而翻譯成英文，而且庫馬利警探說得沒錯，裏頭顯示他體內有很多種毒品，但我很懷疑她是否有辦法判斷那些藥物濃度所代表的真正意義。的確，法醫報告的最後一頁，只說這樣的藥物濃度足以大幅削弱被害人的判斷力和平衡感。

“大幅削弱？”胡說八道，這個年輕的意外富翁是超級大失控了。以我的醫學訓練和以往曾使用藥物的黑暗經驗，我知道這個濃度不可能是只嗑了幾個小時而已—否則早就用藥過量而死亡了。道奇死前正處於一場嗑藥馬拉松：照我估計，他嗑了三天或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