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2

那班美國航空的班機在清晨抵達紐約，降落的一路上，整個城市被層層烏雲籠罩，暴雨和狂風不斷攻擊我們。從巴黎起飛後兩個小時，“系上安全帶”的警示燈就亮起，此後狀況急速惡化，搞得所有機上服務全都停止。不供應食物和酒，也不能睡覺。糟到這個地步，往後狀況只會好轉吧，我如此推斷。

我這趟用的是一本完美的加拿大外交護照，不但解釋了我在頭等艙的機位，也讓我可以避免任何美國移民局的盤問。他們毫無耽擱地讓我通關，我領了托運行李，走進外頭的傾盆大雨中。我回到家了，但我發現身在其中，卻沒有我預期中那麽自在。我離開太久，都快不認得這個國家了。

十八個小時前，我在雅典娜廣場酒店離開布瑞德利夫婦。一旦我明白自己的掩護身份暴露了，我就知道自己必須要做的事：以往的訓練很明確—趕快逃跑，去找任何你能找到的庇護所，設法重整旗鼓，然後寫好你的遺囑。好吧，也許不必寫遺囑，但掩護身份暴露後，我一定會考慮到這些事。

我猜想回美國是我的最佳機會。不光是因為敵人要在幾百萬個美國人裏頭找出我會比較困難，也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想得到安全，就得抹去之前留下的指紋，好讓其他人無法照著班和瑪西走過的那條路來找我。

離開雅典娜廣場酒店後，我花了六分鐘回到我的公寓，一走進去，我就開始打電話訂機票。運氣不錯，明天最早一班飛機上還有一個頭等艙的位置。

不過無意識的心理運作真是奇怪。在緊接著收衣服、支付賬單、打包的混亂中，不知道為什麽，我忽然想到比爾和格蕾絲·莫道克的律師所寄來的那兩封信。於是我去翻查一批舊信档案，找出那兩封信，扔在我的隨身行李中。接著就要處理剩下的最後一個問題：保險箱裏面的東西。

我不可能帶著三把手槍、價值十萬美元的各種貨幣、八本護照一起走，就連放在托運行李箱裏面都不行。如果被金屬偵測器或X光發現了，即使我是外交官身份，也照樣會被仔細檢查。然後他們就會發現我用的是假護照，我就得解釋好幾個星期—首先要解釋我的真正身份，然後要解釋其他的東西。我離開“空降師”時，照規定就該上交所有的槍、假護照，還有通信簿的。

於是我把床墊割開一條縫，拉出裏面的一些填充物，然後把我的吃飯家夥用膠帶貼在裏面。等我一到美國，就會打電話給那個愛訴苦的門房，請他安排搬家公司幫我把所有家具運到美國。一切東西都放進去之後，我把那道縫黏起來，重新套上床墊套，打電話叫了輛出租車去戴高樂機場。

十個小時後，我站在雨中的肯尼迪機場，招了另一輛出租車，請他開往中城。在車上，我打電話給四季飯店訂了一個房間，因為這類大飯店的房間太多了，可以確保我的匿名身份。

跟幾個房地產經紀人看了三天房子後，我租下了一戶位於諾荷區的小公寓。公寓不怎麽樣，不過曬得到早晨的陽光。我住進去的第一天，就找出那兩封律師信，打電話跟他約時間碰面。

我們坐在他奢華的辦公室裏，此時是傍晚，中央公園的景觀一覽無余。他之前所描述“有關比爾遺產的小事”，結果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

之後好幾天，我天天在外頭走路到深夜，把事情在心裏翻來覆去想了又想，以心理學家的說法，我是試圖要將它內在化。我信步亂走，經過擁擠的酒吧和餐廳，繞過最時髦的夜店和新上映電影外頭排得長長的人龍。最後，因為腳痛，還有痛苦地意識到我對人們所謂的普通生活有多麽缺乏經驗，於是我開始接受律師告訴我的話。此時，我才開始對付指紋的問題。

我第一通電話是打給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主管—當初“空降師”收掉時，我就是把歐洲的档案交接給她。她聯絡了一個副主任，低聲跟他說我以前當過“藍騎士”，於是一天後，我來到下城一棟不起眼的高樓，在一間破舊的會議室裏跟他一起坐下來。

我要求跟他單獨談話，於是他的兩個助理離開會議室並帶上門。我解釋說斯科特·莫道克的社會安全號碼被刪除了，因此為我帶來危險。他一開始還不敢相信，不斷咒罵該負責的人，花了好一會兒才控制住情緒，然後打電話下令把那個號碼恢復。

“我會特別交代—要是有任何人來查這個號碼，就一定要通知你。”他說，“還有別的事嗎？”

“我想找個人進入計算機數據庫改數據。有很多關於我—或是我的化名—的信息，必須要消失。”

“政府還是私人的計算機？”他問。

“兩個都有，”我說，“各式各樣的資料，從一個叫考菲德學校的校友協會記錄，到聯邦公報上的許多派令。”